论苏联的新的教育改革1（第1页）

论苏联的新的教育改革[1]

1984年1月4日，苏联《真理报》公布了《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经过3个月的全民讨论和修改，于4月10日和12日分别由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实施。这是继1968年教育改革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教育改革。硏究和分析这次改革，不仅可以对苏联教育的发展和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对于认识教育发展的规律和我国教育改革应采取的方针有所裨益。

一

《苏联普通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指出，这次学校改革的目的，“是要把学校的工作提高到符合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需要的崭新水平”。《基本方针》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达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普遍实现生产自动化，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提高和使产品达到世界最佳水平。这一切都要求开始独立生活的年轻人—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具有最现代化的教育水平，智力和体力得到高度发展，掌握生产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原理，对劳动采取自觉的创造性态度。”时代在发展，特别是在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到来时，如何使学校教育适应新的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这是世界各国都在考虑的问题。教育改革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展开，并不仅限于苏联。但是苏联的这次教育改革采取了这样大的规模，动员了全国人民进行讨论，绝不仅仅是为了一般地提高教育水平，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的。笔者认为，这次苏联的教育改革是要解决长期存在于苏联学校教育中的以下三大问题或叫三大矛盾。

（一）关于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矛盾问题

《基本方针》中提到：“伟大的列宁是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缔造者。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始终不渝地贯彻列宁的统一劳动综合技术学校的思想。”但是要建立这样的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几十年来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走过了一条十分曲折的道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推翻了渗透着阶级偏见的旧的教育制度，强调建立统一的劳动学校制度，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统一劳动学校宣言》和《统一劳动学校规程》错误地把生产劳动作为学校生活的基础，过多地安排生产劳动，严重地忽视学校中的知识教育，学生不能掌握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影响到高等学校的质量和人才的培养，这就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整顿和改革。

20世纪30年代，苏联着力于整顿学校秩序，强调学校中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学生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大大减少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最后于1937年取消劳动课。普通完全中学的任务主要是为高等学校输送合格的新生，成为高等学校的预备班。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七年制教育的逐步普及和完全中学的发展，完全中学的毕业生已经不能全部进入高等学校。他们必须走入社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但是普通中学并没有为他们进入社会做什么准备。他们既没有劳动的基本技能，思想上又厌恶体力劳动。针对这些情况，1958年赫鲁晓夫以“加强学校与生活的联系”为主题，进行了教育改革。那次教育改革延长了学制（由10年延长到11年）；加强了学校的生产劳动；规定普通中学要兼施生产教学，进行职业训练，毕业时要求掌握一门专业；高等学校优先招收有2年以上工龄的青年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高年级的教学计划中把13的时间用于生产教学和生产劳动，普通中学以培养劳动者为主要任务。

当时的教育改革并不是所有苏联教育家和家长都同意的。在改革开始以后，报刊上就不断地出现各种意见，要求重新强调普及普通的中等教育。以后几年执行的情况也很糟，更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阿法纳先科在1961年11月的自治共和国教育部长、省和边区教育厅局长会议上就指出，学校的劳动教育和教学的安排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劳动课是形式主义地进行的，带有狭隘的手工业的性质（参见苏联《国民教育》，1961年第12期）。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俄罗斯联邦第五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常委会上对教育改革的执行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过去几年，改组学校的工作的速度很慢，而且改组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差。退学现象很严重，学校改组工作往往是“徒具形式”，“只是更换招牌而已”。

这次改革持续到1964年，没有取得成功，看来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改革严重地降低了中学的教学质量。比较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就可以看到，虽然知识教学的时间并没有减少，但由于生产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增加，只好增加每周上课时数并减少学习某些普通科目的时间，其结果是原来已经沉重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了，教学质量普遍下降，不少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学生中途退学的比率很高。例如，1962年退学的学生达到50万人（参见《教师报》，1963年10月5日），农村地区学生退学率高达50%（参见《教师报》，1962年4月10日）。退学的主要原因是学习跟不上。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提供高质量的新生。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格涅多夫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特别是高年级到工厂去生产实习，却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往往是站在工人背后，看着老工人工作，或者被分配去做“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认识意义的偶然性工作”，有时竟用来“进行自我服务，收集废金属和废纸”（《国民教育》，1963年第7期）。

二是学校职业训练的专业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不对称。学校确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对各种专业人员的需要，但是学校无法得到这种需要的可靠资料，因而学校在决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时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考虑到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和青年们的爱好。结果一些专业的毕业生多，另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足，因而有些毕业生虽然希望按照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作，但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另一些毕业生则不愿意按照他们在学校所学的专业去工作。据调查，在新西伯利亚省1963年中学毕业的总人数中，按照生产教学的专业就业的仅仅是所有毕业生的11%（参见苏《哲学问题》，1965年第5期）。这样，国家仍然还要另外拿出一笔钱来为这些经过职业训练的青年进行再训练。

三是缺乏生产教学的教师，这也是职业训练落空的重要原因。

第三，生产教学和劳动与知识教学脱节，既没有真正做到教育同生产劳动的结合，同时又拉长了中学的修业年限，造成在苏联已经紧张的劳动力更加紧张。生产教学脱离开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往往把它看作只是让学生获得某些工作的操作方法。在劳动课上不利用学过的科学基础知识。阿法纳先科在报告里说：“生产教学的大纲中充塞着许多为掌握所选专业并非必须学习的材料。这样就人为地拖长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而拖长了中学修业的年限。”（参见《教师报》，1984年8月13日）莫斯科的中学校长们曾为此集体给报社写信，说：“有些技能是多少受了一些教育的青年用三四个月就能够学会的，现在则要花三年的时间去教他们，这是否合理呢？应否教给学生们确定无疑从事的专门技能呢？”（参见《共青团真理报》，1964年1月18日）

教学质量的降低和职业训练的落空，使一些教育家们怀疑在普通中学进行职业训练的必要性。1965年3月，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院士在全院大会的总结报告中就公开地说：“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一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参见《苏维埃教育学》，1965年第5期）以上两人的说法略有不同，但都认为在普通中学里进行生产教学和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或不正确的。

现在看来，1958年的教育改革之所以未能成功，不是由于在普通学校进行职业训练的不适当，而是当时的条件不成熟。

1958年教育改革的失败导致1964年的教育改革。1964年8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公布了《关于改变兼施生产教学的劳动综合技术普通中学的学习期限的决定》。中学学习期限仍然恢复到10年。但八年制学校保留不动，只是高中阶段由3年缩短为2年。

决定的条文很简单，表面上只涉及学习期限的改变，实际上是整个中学结构的变化。普通中学的学习年限的缩短意味着放弃职业训练，回到原来十年制学校的培养目标和任务上。

1964年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都早已着手实施教育内容的现代化。美国自1958年公布《国防教育法》以后，先后编写出了新数学、新物理、新化学、新生物等课本，更新了各级学校的实验设备。美国的教育现代化影响到欧洲各国和日本，他们纷纷进行教育现代化的改革。为了扭转苏联中学教育落后于世界教育现代化的形势，从1964年开始，由苏联科学院和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组成了确定中学各种内容和性质的各科委员会与协调各科委员会的总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500多名著名的学者、教授、教学法专家和优秀教师组成。它的任务是使“教育的内容和性质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水平”[2]。

与此同时，学校里大量减少生产劳动教育的时间，到1966—1967年学度，学校教学计划中规定的生产劳动时间已由1958年的总学时的21。06%减少到7%，接近于1958年改革以前的水平（总学时的5。3%），重新强调知识教育的重要。1965年，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在回答高考生的问题时宣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基础的唯一和基本的要求是一切考生都必须具有高深和牢固的知识。”（参见《真理报》，1965年7月15日）

1964年的教育改革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3年7月19日，苏联第八届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通过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法纲要》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总结。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学校工作中重新出现了1958年以前的问题。中学毕业生缺乏应有的劳动训练，缺乏走向社会的准备。于是1977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再一次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普通学校学生的教学、教育和劳动训练的决议》。这可以说又是苏联普通教育发展的转折点。这次（1983年）教育改革也可以说是1977年决议的进一步发展。

从以上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解决中等学校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矛盾，建立列宁提出的统一的劳动综合技术学校，实施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苏联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二）关于学校为学生升学和就业做准备的矛盾

这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解决前一矛盾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升学或就业的矛盾，它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但是要解决好为学生升学和就业的两种准备，就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关系。1958年的教育改革就是升学和就业的矛盾引起的，这次教育改革仍然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苏联《苏维埃俄罗斯报》1983年9月12日刊登了苏联国民经济学院系主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鲁特克维奇的题为《劳动是成熟的鉴定书》的文章，列举了1965年至1980年八年制学校和十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出路的分布情况，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八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分布情况（%）

表2十年制学校毕业生的分布情况（%）

从表1和表2可以看出，八年制学校毕业生直接参加工作的越来越少，升入普通中学九年级的学生在20世纪70年代一下子增加，因而使得十年制的毕业生直接参加工作的比重大大地增加，而升入高等学校的比重相对大为减少。这就不得不考虑重新研究十年制中学的任务和学生的知识、技能结构问题。

提供上述资料的作者指出：走上生活的青年中，约有14的人（全国约100万人）没有获得符合时代潮流的职业训练，而且对应当干的工作没有心理上的准备。这往往造成他们对劳动不感兴趣，对集体漠不关心的现象。他说：“现有教育制度已落后于生活，现在有必要对教育制度及其受理方法进行根本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使年青一代走向劳动生活时，不仅获得普通中学教育，还应当获得专业广泛的职业教育。

（三）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