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怨恨的社会学和现象学02（第2页）
[12]就是说，高傲总是缺乏这一自然的自我意识。
[13]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现代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译注
[14]参见兰克：《论新历史的诸阶段》，讲演Ⅰ。
[15]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Ⅱ部分。亦参见我的《伦理学》一文［见《哲学年鉴》合订本Ⅱ（柏林，1914）］。
[16]里博（Théodule-ArmandRibot，1839—1916），法国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高级心理过程实验研究的创始人，以研究脑病征兆的记忆力丧失著称。
[17]徐本纳尔（A。GustavHübener）在一篇有趣的论文《基督教与怨恨》（汉堡通讯，1913年9月28日）结尾时指出，基督教会把一丝善之直接的认识微光注入魔鬼的形象和观念之中。在弥尔顿（JohnMilton）那里，撤旦以下列诗句道出自己的原则：
别了，悔恨：对我来说，诸善俱无，
邪恶，你就是我的善。
“但上天”仍然“将光明投入他的灵魂”，所以，他“不得不瞥望上天，这恰恰煽起了他胸中的地狱之火”：
抬眼望去，在彼岸
欢乐愈多，我愈恼恨
仇恨、反抗，反抗、仇恨……
一切善对我皆是坟墓；
在天堂，我的境况更恶。
[18]和善女神（Eumeniden）指希腊神话中的复仇三女神。——译注
[19]我对英语t［假话；隐语］的分析，见拙著《战争天才与德意志战争》（第三版，1917）的附录。
[20]参见埃利斯（HavelokEllis）收集在其《性欲与害羞》（德译本，1907）一书中的18世纪大作家和哲学家的判断。这些判断都把害羞感归于“教育”，并与“礼俗”混为一谈。
[21]至于先前工业上的熟练工人在当前是如何被挤到非熟练工人阶层，参见社会政策协会的著名调查。
[22]参见W。Hasbach：《现代民主》（耶拿，1912）。
[23]如果说有哪本书通篇都浸润着极其强烈的祭司怨恨的话，则必定是英诺森诺三世（IiusⅢ）的《论人之不幸的处境》。
[24]德尔图良（QuiimiusFloreullianus，约160—225），罗马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和拉丁文作家。——译注
[25]对上述话语，参见J。A。M?hler编《病理学》（累根斯堡，1840）中的“德尔图良评述”。“天生悲苦，思惨心忧——就连福音之柔光也驱不散这块愁云”（第703页）。德尔图良在公元203年前不久（有些辞书载为205年或207年左右——译者）皈依孟他努派之后，便不太善于挖苦和嘲讽教会的习俗和准则了；他的转向只不过是他的生活反应结构的一种变节行为的更新而已。
［孟他努派（Montanismus）：遵奉孟他努学说的基督教派别，2世纪中叶产生于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创始人为孟他努（Motanus），死于公元179年之前。——译注］
[26]达尔文的学说告诉我们，一切演化本质上都由偶发变种内进行的、对无用东西的筛选决定，种群的诸现象传输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正性演化和新种生成的景象；这一景象是一种纯粹的伴随现象，隐藏在这一伴随现象背后的，是纯粹的否定和弃绝。西格瓦尔特（Sigwart）（见《逻辑学》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达尔文的这一学说运用了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创造性意义”的学说的基本主题。
[27]没有任何文学比年轻的俄国文学更充满怨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托尔斯泰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满怀怨恨。这一状况是上百年来独裁统治对人民压抑的一个后果，是由于缺乏议会和言论出版自由而造成的**阻塞——这里的**指在权威影响下产生的**。
[28]我们必须区分两种害怕。第一种害怕：从起源上看逐渐变得没有对象，开始时它和一切畏惧一样是对某特定事物的畏惧，这种特定事物的表象现在只是恰恰不再呈现于清晰的意识之中。第二种害怕：它一开始就是生命感觉本身的一种方式，并且反过来“使人”惧怕日新月异的内涵——这已超出它有损于人的特性。第一种害怕很容易消除，第二种害怕则几乎绝对消除不了。个人和整个群体都生活在一般的害怕压力之下，而一般害怕压力的尺度在值上有云泥之别。害怕压力对于相关主体的整个行为具有极大的意义。
[29]参见拙文《自我认识的偶像》。
[30]比如，H。vonK?penik的情况就足以说明：不经意地看，他确实不像个军官，然而，在（完全不合规范地）穿“军装”后显出的赳赳气象已足以使市长等人乐意听从一切命令。
[31]至于保罗引文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因其羞愧和懊悔而重怀爱心的悔改者的得救，这里并不重要。
[32]参见C。W。James：《心理学》，莱比锡，1909，373页。
[33]参见《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见《懊悔与重生》。
[34]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此书试图论证上述断言。
[35]安东尼奥对塔索满怀怨恨；他的行为肯定是歌德这一生活体验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