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山岳派国民公会人民运动和救国专政1793年612月（第2页）
第二天，巴黎各码头上爆发了肥皂**。在这场持续了3天（26—28日）的**中，洗衣妇们卸空了运皂船，并按限定过的价格瓜分了这些货物。无套裤汉群众奋勇前进，山岳派最终也被裹挟而去。
1793年7月10日，为适应危机恶化的局势，救国委员会要重新改组。平民活动分子**满腔，针对面临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极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国的革命资产阶级不脱离共和国，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运动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4月间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表现得平庸无能，既不能打退外敌入侵，又不能防止联邦派叛乱，也不能解决指券问题和生计危机。它不是在控制各种事件，而是在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以致局势日益恶化。7月10日，国民公会更新了救国委员会，丹东落选了。
新救国委员会由唱名投票选出，有9名成员。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职，他们是：直到最后还在拥护居斯蒂纳将军的加斯帕兰、某女贵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罗·德·塞谢尔和丹东的朋友蒂里奥。库通、圣茹斯特，让邦·圣安德烈和普里厄（马恩省人）组成了该委员会的山岳派核心。来自平原派的巴雷尔和兰代也归附了他们。他们已经深信：大革命只能靠无套裤汉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给苦于饥馑和物价高涨的城市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调动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贵族和反法联盟。
1793年7月13日马拉的遇刺促使山岳派针对政治危机的加剧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埃贝尔同忿激派互相争夺人民之友事业的继承权。从7月16日起，雅克·鲁就急忙把他的报纸变成马拉《人民之友报》的续编——《人民之友马拉所庇护的法国大革命政论家报》。7月20日又出现了《勒克莱尔编人民之友报》。7月21日，埃贝尔也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嚷道：“如果需要有一个马拉的继承人，如果需要向贵族提供第二个牺牲者，那么这个人早已预备好了——那就是我。”各民众报刊竞争激烈，宣传往往很富于煽动性。山岳派中一个以埃贝尔、肖梅特为首的支派，为了不脱离巴黎无套裤汉，主动接受了忿激派的纲领。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语调谴责“商人贵族、资产阶级的和贪财重利的贵族”。由于缺粮情况更趋严重，许多面包商因缺乏面粉而关闭了店门。市政府区于7月21日建立了配给卡制度，请愿书也增多了，店铺门前的长龙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63期中写道：“无套裤汉这帮可怜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们是为了幸福才干这场大革命的。”
新救国委员会刚成立就遇到了被两翼夹击的危险。
1793年7月26日惩治囤积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它是国民公会的一个策略上的让步。比约-瓦雷恩事实上早就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计策——他认为解决缺粮问题的办法不是限价，而是惩治囤积者，死刑的威胁将迫使他们降低价格。7月26日，根据科洛·代布瓦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法令（囤积者指那种没有申报生活必需品的库藏及没有把这些库藏列成清单贴在门口公布于众的商人）。这一法令显然是对忿激派纲领的一个重要让步，商业活动从此受制于各区反囤积专员。实际上该法令的贯彻是拖拖沓沓的，它很快便成为给无套裤汉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为救国委员会辩护人的罗伯斯庇尔被选入该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看来，救国委员会的威望远不巩固：惩治囤积法未经向它请示就通过了，它的最初一些决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间关于逮捕居斯蒂纳的决定，也曾在国民公会中引起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支持救国委员会，反对它的敌对者。他7月27日进入了该委员会。8月14日，卡诺和普里厄（科多尔省人）也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于9月6日进了该委员会。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和气质尽管有差异（卡诺和兰代在社会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比约和科洛则倾向于无套裤汉），但他们都是正直、有功劳、有威望的人士，求胜的意志使他们联合起来，精诚团结了一年，直至胜利之日。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
罗伯斯庇尔凭借他的革命声望，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这位“不可腐蚀者”（我们这部历史中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富于远见而勇敢无畏（他在反对那场导致宣战的普遍潮流时孤军奋战，就表现了这种品质），能言善辩，大公无私，深得无套裤汉信任。他坚守原则，但作为政治家又懂得运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现实情况让步。他把整个革命的权威都赋予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坚强有力，就应当依靠人民并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在5月31日—6月2日起义期间，罗伯斯庇尔在笔记本里写道：
“必须有一种统一的意志……为了建立共和主义的统一意志，必须有共和派的部长，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团结人民……必须让人民同国民公会联合起来，让国民公会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人）的国民教育计划：
“三年来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为公民中别的阶级做尽了好事，但对于最贫困的阶级——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公民——却几乎一无所为！封建阶级被摧毁了，但这并不是为无产者公民干的，因为在获得解放的乡村中他们并无任何财产！捐税的摊派是比较合理了，可是无产者公民一贫如洗，什么捐税也负担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经建立，然而无产者公民却得不到文化教育……现在，穷人的革命开始了……”
尽管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看清了形势，但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形势却没有把握。革命国防的各项重大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恐怖、统制经济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机中由人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强制推行起来的。
Ⅱ。救国委员会和人民运动的高涨（1793年8—10月）
新救国委员会决心大力加强国防，在它看来这就是保卫革命。但它不想让人民运动（尤其是忿激派的宣传）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动分子们看来，要有效地保卫国防，就必须实行统制经济和全国总动员。救国委员会一度把全国总动员视作幻想，并一直敌视限价和统制经济、厌恶恐怖。巴黎各区乱哄哄地实行着的直接民主，在他们看来也与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违。救国委员会在8月间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断地退却，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于人民的革命行动而作出最后让步。
从8月初起，罗伯斯庇尔开始反对忿激派，力图使政府和国民公会摆脱这个反对派的困扰。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谴责了那些企图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风云人物和昙花一现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居心叵测地宣称：“两个领人民之敌津贴的、被马拉谴责过的人，竟充当或自以为充当了马拉这位爱国作家的接班人！”他对雅克·鲁攻击商人的言论尤为反感，痛加抨击。为了驳斥忿激派的主要论据，救国委员会派出一些能干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征调劳工收割麦子，积极抓起了粮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国民公会根据巴雷尔的建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县建立一座丰收仓。其实这只是对人民要求的一种表面上的让步，因为由各县征购粮食并不能解决生活费用昂贵的问题。不过巴黎还是有粮食供应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对无套裤汉的号召力。
对于那些要求实施已为人民通过的宪法和进行新选举（意在促使山岳派垮台）的温和派，罗伯斯庇尔奋力予以反击。8月10日前不久，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温和派的这一愿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险性。救国委员会主张政府在恢复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不实施宪法。1793年8月11日，厄尔-卢瓦尔省议员德拉克鲁瓦（未来的宽容派分子）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了根据宪法为普选作准备的选民普查法令。罗伯斯庇尔断言，这种阴险的建议无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尔的代理人来取代被清洗出国民公会的议员。在粉碎国内叛乱和取得边境战争胜利之前实施1793年宪法会危及整个大革命。就在这一天，基层议会的代表们把这份“神圣文件”送到国民公会，把它装进一只雪松木柜便再也不拿出来了，尽管直到1793年10月国民公会才明确宣布该宪法在恢复和平前暂不实行。
1。全国总动员（1793年8月23日）
这时，人民运动在外部危险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逼迫下继续发展，终于促使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实行全国总动员。
全国总动员符合无套裤汉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欢迎。这一措施使革命方面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因而有希望迅速战胜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敌军。热马普战役证实了这一点。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是在1793年7月危机期间，在外敌进攻、联邦派叛乱、共和国陷于危境的情况下逐渐明确起来的。7月6日，卢森堡区曾提议巴黎各区实行总动员，向叛乱的各省进军：“让所有16岁到50岁的公民不加区别地处于被征召状态，组成武装力量。”
7月28日，团结区活动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鲁瓦重申了这一建议。他的讲演已散发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诗般的气息：
“……让所有车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个人的工作，都去造枪托、炮架、辎重车、运输车吧！让锁匠、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铁工都放下工作，都去制造大炮吧！……让祖国之友们武装起来，组成浩浩****的队伍！让没有武器的人送弹药，让妇女们送军粮、做面包，让祖国的赞歌送来战斗的信号吧！”
7月底的一系列失败使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各民众报刊也开始进行这种呼吁。埃贝尔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让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们同时入伍吧！哪里有危险，人们就应当冲向哪里！”
人民群众关于全国总动员的要求于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8月4日又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来巴黎接受1792年宪法的基层议会代表也重申这一要求——他们的发言人鲁瓦耶8月12日在国民公会要求人民全体动员。救国委员会却迟疑不决：该怎样对付总动员引起的大乱？怎么武装和供给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这种设想很了不起，但狂热地推崇全国总动员是无用的。”他补充道：“我们缺的不是人，而是我们将军的爱国主义道德。”在巴黎的活动分子和基层议会代表们的压力下，国民公会于8月16日采纳了总动员的原则。8月23日，救国委员会终于决定根据巴雷尔的报告提出实施办法：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所有的法国人都始终处于被征召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年轻人得奔赴疆场；已婚男人得铸造武器和运送给养；妇女们得制作帐篷、军服和去医院服务；儿童们得去把旧布撕成绷带；老人们得去公共场所鼓动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雇人代替应征的制度被废除了。征召在原则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的或无嗣丧妻的18岁到25岁的男子将首批应召出征。他们营队的军旗上将写上：“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暴君。”
全国总动员法令完全反映了无套裤汉的意愿吗？尽管他们设想出这个措施，但凭一时的冲动而发起一场进军边境的运动却是不现实的。这也说明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因为，仅仅把18至25岁无家庭负担的男子征召入伍，就需要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需要组织极大规模的武器制造。事实上，军备和给养很成问题。9月初，《迪歇纳老爹报》在制定它的行动方案时就这样自问：“怎样同时进行好几百万人的进军呢？怎么武装他们、供给他们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整个共和国的生计……必须把所有和金属打交道的工人——从马掌匠到金银匠统统征集起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建立锻造工场，日夜不停地制造大炮、步枪、马刀和刺刀。”
埃贝尔直截提出了一场伟大民族战争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为了武装和供给七届征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员，必须要实行统制经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跟国防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1793年8月底，重大的问题仍一个都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依然如故。尽管救国委员会避开了政敌的攻击，革命政府却远没有巩固地组织起来。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囤积法及丰收仓法只带来一些虚幻的改善。尽管大革命唯一的财源——指券的命运有赖于限价和统制经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到现在还拒绝采取这些措施。到8月底，随着生计危机的加剧，人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同时，巴黎的活动分子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一项新的、旨在把人民意志强加给政府的行动。
曾一度和缓的生计危机由于旱灾的影响重新发生。磨坊的活计越来越少，面包铺的门前又排起长龙。每天的面粉只有400袋到货，而巴黎的日消费量是1500袋。对于埃贝尔来说，缺粮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鼓动手段；他把生计问题置于运动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系列反对富人和商人的论点以取悦无套裤汉。
埃贝尔在第279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祖国，呸……，批发商们根本没有祖国。他们支持大革命只是由于看到大革命对他们有利。他们曾支持无套裤汉消灭贵族阶级和各高等法院，但这不过是企图由他们取代贵族的地位。同样自从取消了积极公民，自从最不幸的无套裤汉同最富有的包税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来，这些无耻之徒们就背离了我们，开始不择手段地破坏共和国。他们把所有粮食都囤积起来，或以极贵的价格转卖给我们，或使我们陷入缺粮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发的人民运动，其势锐不可当，且富于独创性。按阿尔贝·马迪厄的说法，这是一种“埃贝尔派运动”。无套裤汉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社会要求，这确是由于受到过各家民众报刊（雅克·鲁的报纸和埃贝尔的报纸起过同样的作用）的启发。但这些报刊并不是这种意识的来源。这是一场“民众运动”，并不是埃贝尔派运动。因为，先是由埃贝尔应声虫似的写作和行动，接着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市府相继开始行动，最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作出让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发生的。
人民运动从1789年春就开始了，应当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生活物质条件的恶化中去寻找该运动的起因。这场运动在危机爆发的时代曾让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毕竟不同于这种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样）。因为它带有激励无套裤汉的前资本主义的心态特征。这种心态实质上同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面前热衷于保卫公社习俗的农民的心态是一致的。无套裤汉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态极为仇视，因为这个阶级一心要以自由（他们事业的飞跃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的名义取消深为小店主和工匠们所珍视的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
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反映在他们对财产权的看法上。根据1793年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对于无套裤汉来说，只有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并受到公众需要限制的财产权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运动的**中，巴黎的无套裤汉区（以前的植物园区）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议会应“一成不变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工资和工商业利润……贵族、王党、温和派和阴谋家们会对你们说：嗳！怎么搞的！这是损害财产权，而财产权本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难道这帮坏蛋不知道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吗？”
无套裤汉们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植物园区无套裤汉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
“……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