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民制宪议会和国王的出逃1791年（第2页）
当法兰西怒火满腔，举起巨人的臂膀，
它的誓言震撼着天空、大地和海洋。
它顿足盟誓：不获自由绝不罢休……
然而，欧洲的反动势力不久便锋芒毕露。封建制度被废除后，贵族阶级成为反革命。教会财产被没收后，僧侣也成为反革命。层出不穷的动乱使资产阶级深感不安。流亡者千方百计地挑动拥护旧制度的阶级反对革命的法国。阿尔图瓦伯爵从1789年后定居都灵，1790年，在特雷弗选侯的领地上组成了第一批武装。既疲于奔命又高傲自负的流亡者们把自己的利益置于祖国的利益之上。他们吹嘘只要几支部队便可征服被一小撮煽动者控制的巴黎。自1790年初，在德意志已经有人撰文抨击法国的民主运动，如在耶拿的《文学报》上。在英国，土地贵族和英国教会挑起了反革命活动；在1790年选举中，托利党的多数地位更为加强，议会改革推迟进行。1790年11月，伯克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这成了反革命的福音书。该书谴责法国大革命使贵族阶级破产，并摧毁了等级差别这个神圣的制度。1791年，因支持北美起义军而闻名于世的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人权论》中驳斥了伯克的观点，此书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伯克提出了组织反革命十字军的主张。几乎与此同时，教皇庇护六世在1791年春也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予以严厉谴责。3月，西班牙政府沿比利牛斯山脉用军队设置了一条防线，制止“法国瘟疫”的蔓延。路易十六对跃跃欲试的欧洲反革命势力寄托了全部希望。
2。路易十六、国民制宪议会和欧洲
路易十六的政策与欧洲贵族阶级的愿望不谋而合。他秘密地向各国君主请求干涉。流亡者们也朝此方向努力。阿尔图瓦伯爵要求马德里组织武装干涉，支持在法国南方酝酿的叛乱。从1790年11月起成为流亡大臣的卡洛纳[2]指望从普鲁士那里得到帮助。孔代亲王在科布伦茨召集的军队准备为外国军队开道。旧制度看来又可以恢复了。路易十六只是在表面上接受大革命。1789年11月，他写信给西班牙的查理四世，对自己被迫作出让步表示了不满。1790年底，他决定出逃，并命令镇压南锡兵变的刽子手、在麦茨统兵的布耶侯爵为出逃进行准备。他的目的是请求欧洲列强命令国民制宪议会修改法令，并在边界炫耀武力，施加压力。
各国君主对大革命的敌视是普遍的。然而他们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俄国的叶卡特琳娜二世对组织反革命十字军表现得十分热衷：“摧毁法国的无政府状态，这会留下万古英名。”瑞典的居斯塔夫三世则准备统率联盟军队，他于1791年春天驻扎在埃克斯-拉-夏佩尔。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撒丁国王维克多-阿梅代三世都同意动兵。德意志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以及英国政府则表现得较为谨慎。各国君主之间的钩心斗角和领土野心使他们四分五裂。如果没有担任联盟首脑的德意志皇帝，他们必然会一事无成。然而，莱奥波德二世并不完全敌视宪法改革，他对法国国王的权威被削弱并不恼怒。再说，他属下的各邦国以及它们的东部边界已经足够他操心了。
国民制宪议会的对外政策以解决各国君主与大革命之间的冲突为重点，这些冲突涉及法律方面和领土方面。
阿尔萨斯发生的“异族王公”事件是由于废除封建权利所引起的。在阿尔萨斯拥有领地的德意志诸侯认为自己受到了损害，他们向日耳曼帝国议会表示对法国国民制宪议会决议的抗议。
阿维尼翁事件致使教皇与法国作对。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发生了反对教皇统治的起义，并废除了旧制度。1790年6月12日，阿维尼翁举行投票，决定并入法国。国民制宪议会犹豫不决遂使此事耽搁下来。当8月24日开始讨论阿维尼翁的问题时，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力图避免使教皇对法国革命产生新的不满，结果特隆谢的决议案得以通过：由于国王在外交方面有创议权，阿维尼翁人的请愿呈送国王定夺。因为制宪议会不打算因一个不合时宜的表决而损害正在进行的、关于批准教士法的谈判。
与此同时，在1789年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国际公法逐步确立起来。1790年5月22日，国民制宪议会庄严地宣布废弃征服权：国家的组成只能基于人们意志的自由表达。1790年11月，国民制宪议会向德意志诸侯宣布：阿尔萨斯之所以属于法国并非出于征服权，而是出于其居民的意愿，他们参加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便是证明。1790年10月28日，梅兰（杜埃人）以自愿组合的国家否定王朝国家，并从中总结出新国际公法的准则。他指出：“去年，在这个议会中，由一切新旧法国人订立的社会公约是你们和阿尔萨斯兄弟联合在一起的唯一合法依据。”他在这里指的是，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自命为国民议会的决议和同年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的决议。接着他又提出，这里仅涉及到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即“阿尔萨斯人民能成为法国人是否依据了外交文件？……对于阿尔萨斯人民和法国人民来说，专制时期那些旨在把前者结合于后者的协定有什么意义呢？阿尔萨斯人民与法国人民结为一体，这是出于他们的愿望。因此，使这种结合合法化的仅仅是他们的意愿而不是明斯特条约”。
阿尔萨斯的这种意愿在1790年7月14日参加联盟节时已经表达出来了。
1791年5月，鉴于教皇对教士法已持谴责态度，国民制宪议会决定占领阿维尼翁和弗内森伯爵领地以便征求居民的意见。两地与法国合并的法案于1791年9月14日通过。在各国君主看来，新的国际公法等于宣布赋予革命国家一种权利：只要哪一国人民有这种愿望它就可以将其归并。这样一来，旧制度的外交便全被打乱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担心一旦发生战争会使宫廷从中渔利。它给了德意志诸侯一笔补偿费，而路易十六则立即鼓动诸侯拒不接受。国民制宪议会尽量拖延对阿维尼翁的归并。由于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被纠缠在波兰事务中不得自拔，这种和平政策才得以顺利推行。莱奥波德二世认识到，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鼓励对法国进行武装干涉是为了使波兰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他们，而他自己将会在西方抽不出身，因此他宁愿置身事外。
但是，国王的出逃使国民制宪议会的和平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莱奥波德二世也因此被迫对法国事务进行干涉。
Ⅲ。瓦雷恩：国王对革命的否定（1791年6月）
国王的出逃是大革命的主要事件之一。在国内方面，它表明了王权与革命的国民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在外交方面，它加速了冲突的到来。
1。国王的出逃（1791年6月21日）
国王的出逃是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瑞典朋友阿克塞尔·德·费尔桑伯爵长期筹划的。他借口护送贵重财物经驿站来到布耶的军中，在通向圣默努的一路上布置了驿马和骑哨。这样，路易十六可以取道马恩河上的夏隆和阿尔戈尼直达蒙梅迪。1791年6月20日午夜前后，路易十六改扮成侍从，与全家离开杜伊勒利宫。此时，拉法夷特正在视察城堡的哨位，并认为万无一失。然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杜伊勒利宫留着一个不上岗的门，这使费尔桑得以自由出入王后寝宫。
国王全家挤在一辆专门制作的重型轿式马车里上路了。他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5个小时。在夏隆以外布置的哨兵队久等不见国王踪影便撤走了。6月21—22日夜，当国王赶到瓦雷恩时并没有找到预定的接应驿马，于是他便停了下来。在圣默努时，路易十六毫不躲躲闪闪，他被驿站长的儿子德鲁埃认了出来。德鲁埃赶上在瓦雷恩停下的轿式马车，并让人截断了埃尔河上的桥梁。当国王准备重新启程时，发现桥被阻断。此时警钟鸣响，农民们蜂拥而来，赶来的轻骑兵队也与人民表示友善。22日清晨，国王一家重新启程返回巴黎。在他们两旁是由各村赶来的国民自卫军组成的人墙。当布耶闻讯奔来时，国王已经上路2个小时了。6月25日夜国王进入巴黎时，周围死一般沉静，士兵夹道列队，倒持枪支，这俨然是“君主制的送殡行列”。
路易十六在出逃之前起草的告法国人民宣言将他的企图暴露无遗。他要先投到布耶军中，从那里转向在荷兰的奥地利军队，最后再返回巴黎，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和各个俱乐部，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力。路易十六的全盘秘密政策都是为了挑起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干涉，使自己从中得益。早在1789年10月，他曾派丰布吕纳修士为密使去见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他竭尽全力使法国与阿尔萨斯诸王公之间的冲突恶化。路易十六并非如人们常说的，是个简单、软弱、近乎不能做主的人。他很有点小聪明，他不屈不挠地奔向一个目标：恢复自己的专制权威，甚至为此不惜背叛民族利益。
2。瓦雷恩事件在国内的后果：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内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后果：国王出逃激起了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掌权的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而加强了自己的权力，并保持君主制。
瓦雷恩事件发生后，民主运动发展壮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成员从6月21日起就要求国民制宪议会建立共和制，或者至少在决定国王的命运前征询各初级议会的意见。他们宣布：“我们终于摆脱了国王，获得了自由。”国王的出逃成了促使人民群众加强民族觉悟的决定性因素。它向人民群众揭示了君主制与外国的勾结，它激起的强烈情绪一直扩展到最偏远的农村。人们担心外国入侵，便在要塞和边境自发地进入防御状态。国民制宪议会从国民自卫军中调了10万名志愿兵。这种社会和民族的反应所产生的效果与1789年的情形相似。在瓦雷恩，原本为保护国王出逃的轻骑兵队全都转向了人民一方，并高喊着：“民族万岁！”防御的反应突然呈现出来。1791年6月22日夜晚在圣默努附近，当地的领主当皮埃尔伯爵在前来欢送路易十六时被农民们杀死。在1791年的恐惧中，民族**与社会仇恨激发了同样强大的力量。国王的出逃仿佛表明外国入侵已迫在眉睫，人民群众如同军队一样组织动员起来了。
然而，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却保持着冷静：它担心农民起义，同时也畏惧城市人民运动（勒夏普利埃法于1791年6月14日被通过）。国民制宪议会中止了国王的职能及其否决权，它把法国组成了事实上的共和国。但是，国民制宪议会在阻止民主发展方面也毫无顾忌。它编造了“国王被绑架”的虚构情节。6月21日晚，巴纳夫对雅各宾派大声疾呼：“宪法就是我们的指南，国民制宪议会就是我们汇集的中心。”尽管罗伯斯庇尔表示抗议，路易十六仍得以免受起诉。只有布耶等制造“绑架”的人被指控。布耶在1791年6月26日给国民制宪议会的信中包揽了一切责任，但他早已逃之夭夭。7月15日和16日，国民制宪议会对布耶和另外几个无足轻重的从犯发出了起诉令。1791年7月15日，巴纳夫在一次激烈的演说中提出了实质性的问题：
“我们将结束革命还是使它重新开始？……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有害和罪恶的行为。在自由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王权的毁灭；在平等的道路上再多走一步将导致财产权的毁灭。”
尽管国王的叛卖和贵族的危险不容否认，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始终认为国家应该是有产者的国家。对于它来说，大革命已经结束了。
马尔斯校场的枪杀（1791年7月17日）表明了资产阶级的既定意图。巴黎人民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和其他友好团体的鼓动下频频举行请愿和示威活动。1791年7月17日，科尔得利俱乐部成员在马尔斯校场集合，在祖国祭坛上对一项要求共和的请愿书举行签名活动。国民制宪议会以扰乱秩序为借口命巴黎市长驱散集会。戒严法一宣布，由清一色资产阶级组成的国民自卫军闯入马尔斯校场，并且不经事先警告就朝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致使50人倒地身亡。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残酷的镇压。许多人遭到逮捕；不少民主派报刊被迫停止发行；科尔得利俱乐部被关闭。一时间民主派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便是所谓“三色”恐怖。
马尔斯校场枪杀案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爱国党分裂成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集团。雅各宾派中的保守部分于1791年7月16日后就已分离出去，在斐扬修道院建立了一个新俱乐部。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由罗伯斯庇尔为首的民主派更加突出了。集合在斐扬俱乐部里的、以拉法夷特派和拉梅特派联合而成的立宪派却准备与国王和“黑帮”和解，保卫他们受到威胁的事业，并坚持纳税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于是，妥协政策再一次出笼。然而贵族阶级却仍旧顽固不化。
宪法的修改并未达到控制局面的“三巨头”所期望的程度。但是宪法中对选举权规定的财产标准更加提高了。选举人无论是产业主还是承租人，根据不同情况，其财产应分别相当于150、200和400个工作日的价值。1791年7月28日的法令经过9月19日法令的重申和修正后，使国民自卫军的组织最终定了型：只有积极公民才有权参加国民自卫军。在武装的资产阶级面前，人民只能赤手空拳。经过这样修改后，国王于1791年9月13日接受了宪法。14日，他再一次向国民宣誓效忠。国民制宪议会的资产阶级又一次相信，大革命结束了。
3。瓦雷恩事件在国外的后果：皮尔尼茨宣言（1791年8月27日）
瓦雷恩事件在国外同样引起了重大的后果。国王的出逃和被捕在欧洲君主中激起了巨大震动。普鲁士国王惊呼：“多么可怕的榜样啊！”然而这一次也同以往一样，一切都取决于帝国皇帝。莱奥波德二世在芒图向各国宫廷建议：协同起来，拯救法国的王室和君主制。但是，君主们各自的打算和利益远超过君主团结的感情，这使反对法国的欧洲协调不可能实现。斐扬派的政策使莱奥波德对路易十六的命运感到放心。为了掩饰他的退缩，皇帝只满足于在1791年7月28日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希-威廉二世签署了一份皮尔尼茨宣言。该宣言只是以欧洲干涉的可能性对革命进行了恫吓。这两位君主宣称“互相配合，以必要的力量随时准备行动”。但条件是其他列强决意与之同心协力：“只有这时和在此种情况下”，干涉才可进行。实际上，法国舆论只照字面理解了皮尔尼茨宣言，这也正是宣言作者所希望的。这种外国干预显得令人难以容忍，大革命感到面临着威胁，民族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激昂高涨。
1791年9月30日，国民制宪议会在一片“国王万岁！”“民族万岁！”的欢呼声中自行解散了。它的领袖们认为已经在王权和纳税的资产阶级之间订立了协议：既反对贵族阶级的反革命，也反对人民的运动。但是，国王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1791年宪法。国民与资产阶级并不像国民制宪议会代表们所宣称的那样完全融为一体。当瓦雷恩事件的危机发生时，国民制宪议会下令从国民自卫军中征集10万人。它既不信任王家的前线部队又拒绝依靠人民。它所信赖的是国民，即宪法中所规定的有纳税能力的国民。事态的发展使他们的打算陷于落空。皮尔尼茨宣言发出后，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在危险面前，资产阶级尽管迟疑不决，但又不得不求助于人民。然而，人民在摧毁了出身的特权之后不愿再长期容忍金钱特权的压迫。他们要求在国民中有一席之地。从此以后，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以新的形式提上日程。
[1]海尔维第是古代高卢的一部分，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瑞士。——译者
[2]卡洛纳在1787年4月被解职后，为逃避高等法院追究而出走英国。1789年11月，他到都灵投奔阿尔图瓦伯爵，后被其任命为财政大臣。——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