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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定和T台

（T台上的）高定时装是我们奢侈品业务的精髓所在。看看高定系列能吸引多少关注就知道。高定的秀场就是一个品牌聚集人气的地方。

——贝尔纳·阿尔诺路威酩轩集团首席执行官

一个服装设计师送到T台上的时装如果不能拉动手袋、墨镜和香水的销量，那这些设计就毫无价值。

——马克·敦格时尚作家

米兰、伦敦、纽约和巴黎的高定时装秀代表着大多数人心中对于奢侈品时尚的印象。模特们身着手工制作的服装，以繁复精细的造型昂首走过T台，而这些服装主打的是“一款设计适合你我他”的概念——奇怪的是，奢侈品的消费者大部分来自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这些不同文化圈层。

时装秀逐季举办这个惯例起源于欧洲。有春季时装周、夏季时装周等，还有为“航行季”专门准备的主题时装秀——的确是针对全球市场的，但举办的时间却根据地中海的季节性来安排，即使欧洲的四季划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同步。

高定时装秀的未来一直是时尚行业争论的话题。1965年，《纽约时报》报道：“每隔10年，医生们就会到法国高定的床前会诊，并宣布它距死期不远了。”21世纪，关于时装秀的未来之死，罪魁祸首是社交平台照片墙（Instagram），它满足了千禧一代即看即买的喜好；而另一方面则要归咎于千禧一代对可持续性的追求。然而，2020年之前，为期四周的米兰、伦敦、巴黎和纽约大大小小的时装周早已将500个系列的时装秀排得满满当当。手工制作、定制服装进行T台走秀的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瓦妮莎·弗里德曼说，世界上只有“几百”位客户会直接从高定时装秀上买走服装，其中包括中东皇室和美国职业女性。对这个数字，业内的共识是“可能有1000，可能有2000，不会再多了”。我见过的最高客户数量是4000。单看这个数字可能具有一点误导性。卡尔·拉格斐在2017年时表示，过去他的主顾每年可能会买5件高定礼服裙，而那一年他们买了20件。

没有时尚公司能仅凭高定产品的销售来收回一场精心策划的时装秀的成本。举办时装秀的目的是彰显品牌的创造性、获得媒体曝光率。品牌希望借此得到顾客的认可，设计上的创意性也会同样体现在该品牌的成衣、配饰、香水和其他产品线中。一个品牌举办时装秀，就意味着做好了让时装评论家评价自家设计的准备——虽然负面评论是极少的。人们经常用到这么一个比方：时装秀对奢侈品时尚公司的意义，就好比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对法拉利——几十年前，就是对福特——的意义。

由于成本高昂，有些品牌从21世纪初就不再举办T台走秀，而把重点放在预售系列、小型时装秀和限量版发售上。限量版会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兴奋感，从而制造口碑营销。品牌通过在社交平台上为即将发售的限量款发布预告的方式，让消费者产生兴趣。限量发售这种做法始于日本，后被西方街头服饰品牌Supreme沿用。欧洲奢侈品时尚品牌路易·威登、盟可睐（Moncler）、芬迪、古驰和思琳，也已经欣然采用了这种方式，因为限量发售正对千禧一代消费者的胃口。

让我们回到高定上。这个词从字面翻译过来是“高级制衣”或“高级缝纫”，其根源要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时尚圈，当时富有阶层女性穿的裙子是手工缝制的，要经过多次试穿改版。高定是指采用昂贵面料、制作数量有限、为走秀模特或顾客量身定做的服装。高定时装的价格可高达10万美元。香奈儿的重工婚纱甚至要100万美元。

成衣则是指由工厂生产，出厂即成形，以标准尺寸售卖的服装。随着20世纪早期时尚的民主化，成衣地位日益重要。后来成衣也开始带上设计师的品牌标志。再后来，一些高端品牌不再制作高定时装，而是专注于生产成衣。

高定时装的神秘性来自指导其制作过程的历史性原则（这些原则是鲜为人知的）。截至2020年，被法国高级时装协会（ChambreSyeCouture）授予“高级女装设计师”称号的巴黎时装公司共有14家。为了保住这个头衔，每家时装公司每年必须举办至少两场时装秀，提供50款为客户订单制作的服装款式，每款都需要至少一次试穿改版；在巴黎至少要有一间工作室，全职工作人员不得低于15名。大多数时装买家只知道14家时装品牌中的个别几家，比如克里斯汀·迪奥和纪梵希。除此之外，还有弗兰克·索比尔（FrankSorbier）、詹巴迪斯塔·瓦利（GiambattistaValli）、斯蒂芬·罗兰（StéphaneRolland）等。此外有四家品牌总部不在巴黎：维果罗夫（Viktor&Rolf）、华伦天奴（Valentino）、艾莉·萨博（ElieSaab）和乔治·阿玛尼高定（GiioArmaniPrivé）。

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曾称，因为他办成衣时装秀而被高级时装协会除名。协会会长多年后——2020年皮尔·卡丹逝世后——表示这件事是杜撰的，但对于将其除名的原因也不愿多说。同样可能的原因是卡丹给了120个国家相关授权，许可经营该品牌从墨镜到床单的800款产品。

高定时装秀最广为人知的是在上面提到的四个城市举办的时装秀——米兰、巴黎、纽约、伦敦。这些城市成为时装设计和买手的重镇。现在上海也应该纳入这个范围。鉴于时装秀带来的游客和带动的消费，这些城市为高定时装秀提供补贴，并将洛杉矶、罗马等城市排除在这一行列外。这些城市在时装周中争奇斗艳，群雄逐鹿。

奢侈品公司为时装秀投入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欧元。预定场地、雇用模特、设计妆容、搭建舞台，样样费用加起来就会使小一点儿的品牌望而生畏。预算有限的品牌贸然办秀，可能会在专业呈现上露怯。高端品牌和几家平价品牌想显示“我们的秀（几乎）和他们家的一样有排场，所以每季都有一些中档时装秀，造价同样也很高，但秀场观众咖位低一些、媒体报道也少一些”。对于这些品牌而言，最理性的策略可能不是盲目模仿奢侈品时装秀，而是围绕自家顾客的喜好举办活动——即使这样的活动获得的媒体曝光少之又少。

奢侈品时装秀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路易·威登在卢浮宫办秀，到场的明星、四周的布景、现场的音乐及灯光，都呼应着品牌的地位和“酷”的气质。然而布景往往会抢了时装的风头。2018年10月举办的香奈儿2019年春夏时装秀，选在巴黎大皇宫举办，卡尔·拉格斐在现场搭建了一片室内海滩，地板覆上沙子，用造浪机制造氛围，背景墙上投屏出一条海岸线，还有救生员在海边木屋值守。模特们光脚走秀——穿高跟鞋在沙地行走很成问题。这个场景花了6天时间搭建，又用了5天拆除。这场秀的成本估计有2500万英镑。最终，这个场景获得的媒体报道反而比时装本身还要多。

老佛爷以前的时装秀还用别的构景改造过大皇宫：正在融化的冰山、埃菲尔铁塔（复制品）、航站楼、火箭发射塔，还有摆满香奈儿牌洗衣粉和意面的超市。

2018年春夏时装秀，老佛爷说想简单点儿办，把心思主要放在服装上。那场秀成了亚马逊纪录片《事前七日：香奈儿高定时装秀》（7DaysOut:elHauteCoutureFashionShow）的主题。他所谓的“简单”场景，还是在大皇宫里构建了一个古典法式花园，50米长的环形甬道包围着中心温泉，花园四周设有凉棚，花架上缠满了玫瑰花藤，足有四层楼高。搭建这个花园场景动用了200个人。这场秀展示的高定时装有64套，每一套平均需要花费140个小时的手工才能完成。模特至少需要到场地三次——一次试装、一次老佛爷彩排、一次正式走秀。因为巴黎时装周期间，大多数香奈儿的模特同时也为其他家走秀，所以他们的行程都安排得很紧凑。

四间香奈儿工作室的100名工匠负责制作这些服装，另外还有100名辅助人员，包括摄像、保安等。保安负责检票，防止有人强行闯入，同时还要在没有一眼认出到场嘉宾惹对方怨怼时加以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