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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国有个脱口秀演员，说“抒情摇滚不是摇滚，甚至不是音乐，只是抒情”。不论这个观点是不是玩笑，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应该可以理解为，在摇滚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抒情是它对现实变化的一种妥协。早在21世纪70年代，摇滚复兴时期，任侠远比任何一个人都更早地看到这种变化。当其他的摇滚歌手站在台上，再度声张“摇滚不死”时，他于80年代末悄然发行了一张抒情摇滚专辑。
抒情摇滚，顾名思义，是一些较柔和的歌曲，歌词大意往往是非对抗性的，不过逃不开爱和日常琐事。这在当时的粉丝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有人声称，我们的摇滚巨星公然背叛了他的追随者。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件事的严重性，觉得人们是否有些夸大其词。然而，要明白，摇滚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你可能会说，哪怕是皇后乐队，也唱过抒情的《LoveOfMyLife》，这对任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但你同样要明白的是，皇后乐队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端点岛这样超现实世界的出现，人们已变得越来越偏激，而稍有反串或引战的言论，就能引爆各个群体之间互斗。打个比方，假如像我上面那样拿皇后乐队举例，便会有人跳出来说，任侠远达不到皇后乐队的高度，提鞋都不配，然后任侠的受众便被激怒了，不理智之下甚至可能侮辱前辈乐队，于是更多的人便会加入进来，战争规模升级，互相看不惯的人便会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
总之，那张专辑一经发行，便有人在端点岛上公开宣布，作为摇滚歌手的那个任侠，已经死了。事实上，那也确实是任侠的最后一张专辑。面对这些谩骂，他什么也没说。在20世纪90年代，当摇滚开始走下坡路时，人们的愤恨也随之消失。乐队一个个解散了。人们更多地是在惋惜那个时代，而不是人。直到任侠在反抗端点岛的行动中牺牲，他们这才回想起，大家惋惜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还有造就那个时代的那些人。
我的母亲不是文化人，不知道流派之分，不懂摇滚精神的意思。通常，当任侠的专辑发行时，她表现得很开心。然而，那天傍晚，当我把任侠的新专辑放进唱片机，她却流着泪，对我说：“你听见了吗？听见什么了吗？他要走了。”他这是要去哪儿？“从这歌声中，我听到他在向所有人道别。”我的母亲说。她当时已经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几乎下不了床。那会儿，我已经上了大学。为了帮她买唱片，有很长一段时间，每逢假期我便到餐厅打工；晚上，则会去酒吧驻唱。我的母亲，只有在听到这些唱片时，才会回光返照般的，振作起来。为此，我在端点岛一次又一次发送私信，倒不是奢望任侠能帮助我们，只是希冀他多写几首歌。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越发早出晚归。每次回来，都是一幅酩酊大醉的模样。起初，我还担心他会揍我们，只好听任他在客厅中大吼大叫，野蛮地消磨夜晚，但后来，要是你看到他醉成那副样子，准会放下一百个心，因为他喝的酒之多，已使他完全丧失了意识，回到家便躺在呕吐物中不省人事了。这样，我便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出于一种矛盾的心态，我既希望父亲能清醒过来，少喝点儿酒，体贴母亲，又巴不得他再多喝一点儿，喝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这样他便不会揍我们，而我们也有空闲听歌。父亲经常把自己喝得一团糟，回到家中，便把我们生活的这个小家庭也弄得一团糟。有时，我不在家，我的母亲在化疗之后，便不得不强撑着身子，下床打扫卫生。坦白说，我甚至有过不太好的想法，即幻想着有一天父亲会喝死，那样我们便解脱了。有好几次，我看着熟睡的他，心里只剩下这么一个念头。那一刻，好像所有的杂念都被排空了。我的脑域上空有一个魔鬼飞过，不断地呐喊着：实现幸福的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只需一个简洁明了的意外，你的人生从此便走向光明。我的人生既未能走向光明，也没堕入更深的黑暗。因为，这样的灵感，往往是刚诞生，随即便会被现实的重压冲垮。这一点我心知肚明。如果不是父亲，我连母亲治病的钱都没有。所以，哪怕是为了这一点，我也不能有解脱的想法。
母亲病逝后，我把那些唱片都烧了，和她的骨灰熔在一起。后来，我坐在她的坟前，弹了一首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能理解任侠。我想，他发行那张抒情摇滚专辑，是在向自己的过去道别，正如那一刻，我坐在坟前，也是在向自己的过去道别。我离开了家。长久以来，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没错。可是，今晚，坐在这家小酒馆里，任侠却告诉我们，原来早在他发行那张抒情摇滚专辑之前，这位摇滚歌手便决定把事业的重心从音乐转移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上。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从头到尾，任侠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满腔浪漫主义的热血，眼里永远只有他自己想看到的目标，手头永远只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说：“回到20世纪90年代，摇滚歌手任侠曾是个家喻户晓的明星。我就是任侠。那个你们眼中已经死了的人物。早在80年代初，我便从销售一空的专辑、摇旗呐喊的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号召力。为此，我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于是，我每年都会安排一轮巡演，从80年代到90年代，整整十三年。”
在端点岛，有个传说：人们相信，这个构建在我们脑域的超现实，是以十三个超人的大脑为基础，辅以蠕虫病毒搭建而成的。所谓世界，就是这十三个人的想象。你瞧，这一传说并非空穴来风。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都知道，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一条虫子。要想跳入岛屿，你必须学会如何使它与虚空产生精神共鸣。世界的本质是振动，就像音乐一样，不过是物体的震颤发声。在我入学的第一堂课上，老师们教我们入定。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思维共振”；而跳入岛屿的方法有十三种，对应十三种频率。有个说法是，十三个大脑是十三个端口，而十三种频率则是通过端口的十三把钥匙。我们并不知道，作为脑域互联产生的那个世界，是否真实存在于宇宙的某一层面，但任侠死了，他的意识却还游**在我们之中，也许这正是对那一传说最好的佐证。
前面我说过，任侠告诉我们，当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号召力之强大时，便深感自己有做点什么的义务。这一想法同样不是心血**。他接着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流浪歌手，在酒吧驻唱，工资日结，偶尔也靠送外卖维生。那些酒吧，通常很破的，又乱又吵，所有人都在看向另一个人，所有嘴都在凑向另一张嘴，不会有人认真听你唱歌，甚至也不会有人多看你一眼。这无疑是令人伤心的。因为那时，作为一个年轻人，任侠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他也希望赢得掌声、被人赏识。他站在台上的时候，会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想象那些人当中也许就有他的伯乐；当他深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睡觉，同样会止不住地意**，幻想自己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如果我有钱了要怎么花，这是任侠入睡前最常出现的念头。每逢休息日，白天的时候，他便会去唱片公司楼下卖唱，渴望能撞大运。但好运从未眷顾他。那些趾高气扬的经纪人，永远西装革履，腋下夹着公文包，从他面前不屑一顾地走过。直到某一天，在端点岛，他下班准备回归现实时，在思维的十字路口，听见了来自灵魂深处的呼唤。
“那声音自称是世界的奠基者，端点岛的基石，传说的十三分之一。”任侠说，“在经过短暂的交谈后，他们就年轻人的命运达成交易。那个虚空中的声音说，它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最好的资源，搭建最好的舞台；有了这些流量的加持，在当下这个时代，哪怕他真是一头猪，水平极低，也能得到无数人的支持。然而，作为代价，它希望这个年轻人能在将来它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打断一下。”有人大着舌头问道，“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的任侠？你只是长得和他一样，而这是端点岛，我们的形象都是虚拟的，被想象出来的。”
我们回过头去，搜寻那个打断故事的人。原来是那个牙齿涂着荧光粉末的醉鬼醒了。他抱着椅子坐在地上，下巴抵着上面，湿润的布满血丝的眼睛一闪一闪的。我看见，由于长期熬夜，那人的眼周肤色暗沉，面部肌肤干燥，有细小的鳞屑。可是这会儿，与之相反的是，他的眼中闪现着狡黠的光，一点不像喝醉的样子；而这时他也察觉到我在看他，便扭过头来，冲我笑了笑：
“他要你请他喝酒不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骗酒喝的疯子？”
为此，我很肯定地告诉她：“这人就是任侠。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望着他的背影，而我在他的音乐声中长大。他刚刚唱过歌了。所以，哪怕他烧成灰，我也认得出他是谁。”
那人看着我，又看向任侠。任侠没有看他。酒吧的老板出来打圆场。他说，“今晚大家敞开了喝，在场的所有客人免单。”
一轮酒后，有人问任侠：
“所以你就这样接受了？”
“我拒绝了。”他说。
年轻人拒绝了，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假使对方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选中他也一定是有理由的。他只请求给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至于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他自己。那时候，年轻人仍坚信自己的才能。他笃定，只要有合适的舞台，便能发光。因此，双方的交易便各退一步。年轻人可以发行专辑，站在真正的观众面前，而作为代价，当召唤再一次来临时，他愿意去做一些不违背自己意愿的事。
“我们的脑子里都有一条会唱歌的虫子。”任侠告诉我们，“那十三个人是诞下世间所有蠕虫的母体。他们各个都是尼采所宣称的那种‘超人’；他们超越了自身、超越了弱者；他们能忍受最痛苦的折磨，有能力打破人类最大的困境；他们有极大的权力欲，他们是人类当中最有力、最雄厚、最独立、最有胆识的，所以他们蔑视一切，又企图占有一切；他们没有良心、没有善恶观念，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他们本该是世界的十三个统治者，化身为这个世界的十三双眼睛，最终却变成这个世界本身。我们所有人都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十三个人知道人类的隐私，已经不是简单地窥视你的生活细节，而是扒开你的外衣，透过你的毛囊、肌理、血管、头骨，凝视你的本原深处最原始的欲望，洞彻你所有行为的动机。于是，他们控制了你的消费欲，控制了你的爱情和友情，乃至你自以为是出于自由意志所表现的一言一行。即使在我们交谈的当下，在这家小酒馆里，也有一人在冥冥中窃听我们的思维之声。也许你觉得难以置信，觉得你们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所付诸的行动。然而，人的意识机制并不那么简单地运行。他们只需在你的无意识深处植入一个暗示，你便欣然接受，甘之如饴，并不惮于把想法称作灵感，把暗示视作动机。这样看来，我们好像都是傀儡，被十三双看不见的手提着线；我们用各自的方式表达意识，却什么也意识不到，因为我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意识。也许你会想，作为代价，他们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当中，永远地失去了自我，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成为植物人，的确令人安心。我和你们一样，也这么想。可是，直到那天晚上，我遇见了其中一人，这才知晓，原来所谓的沉睡，也是一种巧妙的政治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