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病例12（第2页）
因此，当她已说完自己的表白后，我对她说：“现在我知道当你向房里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想：‘此时他对她所做的正是那晚或其他时候要对我做的。’那就是你感到憎恶之处，因为你记得当你在晚上醒来时，感觉到了他的身体。”
“可能是这样，”她回答，“那就是我憎恶之处，也是我所想的事。”
“再告诉我一件事。你现在已是个长大的女孩子，知道所有的事……”
“是的，现在我是这样。”
“就告诉我一件事，那晚你感觉到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她没有给我明确的回答，而是很窘迫地微笑着，好像她已被查明真相，有责任承认别人已摸清了的基本情况一样——无话可说。我可以想象她后来才懂得去解释的触觉感。她的面部表情似乎对我说她认为我的推测是对的。但我不能够再深入一层。不管怎么说，我感谢她，因为对我来说，与她谈话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过于拘谨的女士们要容易得多。她们常把平常的事当成令人害羞的事。
因此，这个病例已经很清楚了，但稍停一下！在她发作期间和发生恐惧时，头脑中反复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幻觉？致使其出现的是什么缘故？我继续问她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谈话，好像她的知识也开阔起来，她迅速地回答：“是的，我现在知道了，头是伯父的头，我现在认识了，但不是从那次认识的。后来，当所有的争论爆发时，我的伯父无缘无故对我发怒。他一直说这完全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饶舌，他就不可能离婚。他一直威胁说他可能要对我采取行动；如果他在远处看到我，他的脸便会因发怒而变得扭曲起来，而且也会举起手做出向我袭击的样子。我总是逃避他，总是感到惊吓，怕他在我一不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抓住。现在我总是见到的脸就是他发怒时的脸。”
这个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个癔症症状，即呕吐已消失；而焦虑性的发作仍存在，并获得了新的内容。因此，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癔症患者相当范围的发泄问题。实际上，在产生了这样的发泄以后不久她就报告了发现伯父的事。
“你告诉伯母关于他对你性进攻的其他事吗？”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诉的，而是在后来，当已经谈到离婚时，我伯母说：‘我们保留这件事情不说，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烦，我们也要说起的。’”
我能很好地理解这确实是最后的时期了——当时这所房子里存在愈来愈多不安宁的场面，而且当时伯母对她的情况已不感兴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争吵上——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积累和保存下来的事情使之成为记忆象征的残余（幻觉到的脸）。
我希望这个在这样早的年龄，性敏感性就受到伤害的女孩从我们的交谈中有所受益，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讨论——如果有人断言，这个病例是一个无须多加分析、通过猜测就能解决的病例，那么，我无言以对。确实，病人同意我在她叙述事情中的插话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没有认识以往所经历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术后会产生这样的作用，假设我的猜测是正确的，这里我根据病例3的提示，试图把这个病例归为一种获得性癔症的图式。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较一下这两个有性欲经历的病例——它们都有“创伤性的”瞬间和认识一对“辅助的”瞬间的场面。事实上两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经历中，产生的一个意识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维活动之外，但保存下来，而后者的一个新的印象强制性地产生了单独症状群和自我之间的一种联想性联系。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能忽视两者的不同。病例3的单独病因不是一种作用于自我的意志行动，而是无视自我的作用，不能应付性欲方面的一些经历。叫凯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在对一个癔症病人的性创伤的每一次分析中，我们得到这样的印象，即在性欲前期，对儿童不产生作用，而是在以后发生创伤的作用，这显然是由于记忆的缘故，这时该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获得对**的理解。精神症群的分离可以说是青少年发育中的正常过程，很易明白的是他们后来接受的东西进入自我中，常常为心理障碍提供机会。另外在这一点上，我愿意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一个疑问，即一个出于无知的意识分裂是否与出自有意拒绝的意识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们所设想的或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更不具备性欲方面的知识。
这个病例心理机制上的进一步区别是发觉了一个事实我们称为“辅助的”，也值得把此称为“创伤性的”。它有效地说明了其具有的含义，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创伤性的经历。它结合了“辅助的”和“创伤性”瞬间的特征。然而似乎没有理由，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却导致我们放弃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关。顺便说一下，凯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处，是我们长期来所熟悉的转换，这是癔症现象的产物，它并不是在创伤后立即发生的，而在潜伏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生的。沙可倾向于把这个间歇期描述为“心理上产生后果的时期［精心制作］。”
凯瑟琳娜在发作时的焦虑是一种癔症性的焦虑，也就是说，这是联系到每次性欲创伤后所出现的焦虑的再生，我不准备评论我在大量病例中发现的经常存在的事实——即只不过对性关系方面的猜疑便引起处女们的焦虑情感。
病例五伊丽莎白·冯·R小姐（弗洛伊德）
1892年秋，一个我熟悉的医生要我检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患有腿痛已有两年多了，并且走路困难。这位医生在请求我时补充道，他认为这是一个癔症患者，尽管没有一般的神经症迹象。他告诉我他稍微知道其家庭情况，在近几年中他家遇到过许多不幸，没有多少快乐。首先是病人父亲去世，然后她母亲接受一个重大的眼睛手术，不久已婚的姐姐在坐月子后长期患心脏病而撒手西去。所有这些困境及照顾病人大都落在了该病人身上。
我与这位24岁的年轻女士的第一次约见并没有帮助我在理解该病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她看上去理解力强、智力正常，忍受着她的烦恼，而这扰乱了她的社会生活和快乐，并扰乱了快活的氛围，我不禁想到这是一种癔症泰然漠视。她走路时身体上半部前屈，但没有使用任何拐杖支撑。她的步态不像任何已知的病变类型，而且情况并不十分坏。所有明显的情况是她诉说走路时感到很痛，走路和站立时很易疲劳，休息片刻后，疼痛减轻，但症状并未完全消失。这种疼痛具有模糊的特征；我推测它属于疼痛性疲劳。疼痛定位相当大，在右大腿的前面，从这里经常向周围扩散，而在该部位疼痛强度最大。在这部位，皮肤和肌肉也对压力和捏起（尽管用任何针刺她一下，她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特别敏感。皮肤和肌肉的痛觉过敏并不局限于这个部位，整个两腿多少也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肌肉甚至比皮肤对疼痛更为敏感；但大腿是疼痛最敏感的部位。两腿的运动能力不能说小，各反射显示中等强度。无其他症状，所以无理由疑及任何严重的器质性感染的存在。在过去的两年中，该病逐渐发展，其强度有很大的变化。
我认为对该病例下诊断不易，但我有两个理由决定同意我同事所提出的看法——这是一个癔症病例。开始时，我对这个极聪明的病人所有描述疼痛的模糊特征有很深的印象。一个患器质性疼痛的病人，除非他还有神经质，在描述病情时会如此肯定和镇静。例如，他会说，有刺痛感，它们发生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中；从这个部位延伸到那个部位，对他来说，似乎是由某一件事或其他事所致的疼痛。还有，当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在描述其疼痛时，他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他正在从事一个困难的、他的能力不太胜任的动脑筋的工作。他的面容呆板并扭曲着，好像受一种沮丧情感的影响。他的语调变得颤抖起来，并努力去发现表达的方法。他否认医生所做的有关疼痛的描述，尽管其后清楚无疑是这么回事。他的语言能力显然太差，以致难以找到表示他感觉的词汇，而这些感觉是独特的，过去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对此给予一个详尽无遗的描述。鉴于此，他从不试着增加新的细节，当要求他停止说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的讲话没有为医生所理解。所有这些是因为疼痛分散了他全部的注意。冯·R小姐的症状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现的，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的症状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驱使我们下结论，即她的注意也许放在别处，而疼痛仅仅是个附带的现象——她的注意力可能放在与之有关联的思想或情感上。
但是第二种因素甚至更有利于这种关于疼痛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刺激某个患器质性疾病或神经衰弱患者的疼痛敏感部位，病人的脸会表现出不适或身体疼痛。而且他在检查中有退缩和拒绝检查的表现。然而在冯·R小姐这个病例中，如果某人压和提起两条腿痛觉过敏的皮肤和肌肉，她的脸呈奇特的表情，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疼痛。她大声呼喊——我不禁想到她犹如有一种激起情欲的、令她高兴的感觉，她的脸变红，头向后仰，双眼闭起，身体后倾。每一个动作并不很夸张，但十分令人注意，这种样子只能说她的疾病是癔症性的，而刺激触及到了产生癔症的区域。
在捏她的肌肉和皮肤时，她脸上的表情没有明显的疼痛样子；可能这与隐藏在疼痛背后的主题想法比较一致，刺激她的身体部位激起了她联想到某些思想。我反复观察到癔症患者在他们痛觉敏感区给一个刺激时，他们具有类似的重要表情。她的其他姿势显然是癔症发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