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萧红与她那用身体写作的情人（第3页）

哭也是无足轻重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

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

坐在**哭

怕他看到

跑到厨房里去哭

怕是邻居听到

在街头哭

那些陌生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苦杯》是萧红在上海发现萧军外遇后的所感所想，虽然两人并无婚约。实在忍不了，萧红就跑到了日本，决定在那里创作、工作。

到了日本后萧红与萧军也经常通信，后人编辑《萧红全集》时在一封信里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四个字——黄金时代。萧红的传记电影取名，就由此而来。这封信写于1936年11月19日，由在东京的萧红写给上海的萧军，其中一段说：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却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再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但又那么寂寞的黄金时代呀！别人的黄金时代是舒展着翅膀过的，而我的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48]

这封信体现了萧红在文学上有非常高的素养，具体表现在她的字里行间，总有一些淡淡的讽刺，却没有特别极端的仇恨、愤怒。她并非在压抑自己的情感，但她就是能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事情里，看到一些充满讽刺意味的东西，既能讽刺别人，也能自讽。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有文学素养之人的最重要的品质。

萧红去了日本，在上海的萧军不断安慰她，劝她回来，向她悔过，但在此期间，后来的萧军都承认仍有一段外遇。1978年，萧红逝世三十多年后，萧军也垂垂老矣，在回顾与萧红的往来通信时他坦诚说：“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的恋爱。”

同时，萧军还说：“除此以外，我对于她再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地方了。对于她，凡是我能尽心尽力的，全尽过所有的心和力了。”

对于萧军的个人情感经历，我们后人不易妄下论断，但这最后的画蛇添足，却不免让人觉得品德有些问题。这时萧红已逝世多年，自己也垂垂老矣，时隔这么久还执着于是是非非，言外之意是除了自己出轨，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这种行为，就像一个不尴不尬的青年或者中年，不够勇敢，又不够睿智。

更重要的是，萧军不仅外遇，他还有很严重的家暴，且对家暴的态度也让人齿冷。他们的一个朋友回忆说，有次看到萧红眼睛青肿，萧红说是前日不小心摔的。按理这件事也就搪塞过去了。萧军却偏要嚣张地说：“什么跌伤了，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打了她一拳，把她眼睛打青了。”

萧红去日本，不只是萧军的外遇，也有他家暴的原因。当时萧军不承认有外遇，甚至让对方多忍让，然后又恼羞成怒，野蛮地家暴，被朋友看见还是这样的态度。1981年，《萧红评传》的作者美国人葛浩文向萧军询问当年他怎么殴打萧红的，这时萧军改了口：

你们老说我打萧红，为什么不说萧红是我打死的？我们两口子打仗，关你们什么事？我只是在气头上把萧红推倒在**，打几下屁股罢了。那能就把她打伤了？我是学武功的人，真要打，不要说一个萧红，就是十个萧红也被我打死了……[49]

最后，再引用萧军的两段话，以便大家对其有更全面的认知。

1937年5月，萧军给萧红写了一封信，当时萧红已从日本回到上海，但因为萧红旅日期间他有外遇，但又不承认，或者说不认为有外遇算什么，并依然对萧红进行家暴，于是萧红跑到了北平。

萧军在信中讲道：“我们两个都是作家，都是诗人，我们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我们更应珍惜它，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艺术家，这是给予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从这里我们会理解人类心理变化真正的过程，我希望你也要在这个时机好好地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或是把它们逐日逐实地记录下来，这是有用的。”

这段居高临下的文字，传达出一个极其怪异的逻辑，就是情感出轨的写信方反倒在教训对方，甚至以这种经历对从事艺术的他们是有益的经验，劝感情中的受害者坦然接受，并好好分析。但我认为，这恰是萧军的无知、无耻、无畏。

另外一段话出自萧军的日记，时间是1937年5月15日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萧红是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即所谓的生活不能自理，但萧红的自尊心又很强，这样的人终将痛苦一生。”

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关于萧军早上起来照镜子的，很能反映他的自恋心态：“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是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早上在照镜子的时候感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尤其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