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3页）
中国无论何代，即当坚持闭关政策之时，而实际终难免不与其他民族接触，李唐一代其与外族和平及战争互相接触之频繁，尤甚于以前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响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关于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论之范围，即直接有关内部政治者，亦只能举一二大事，以为例证，未遑详尽论述之也。
《邺侯家传》论府兵废止之原因，其一为长期兵役，取刘仁轨任洮河镇守使为例证（见《玉海》一三八《兵制》三所引，《通鉴》二三二“贞元二年八月”条亦采自《邺侯家传》也）。盖唐代府兵之制其特异于西魏、北周之时期者，实在设置军府地域内兵农之合一。吐蕃强盛之长久，为与唐代接触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国西北之边境，故不能不有长期久戍之“长征健儿”，而非从事农业之更番卫士所得胜任。然则《邺侯家传》所述诚可谓一语破的，此吐蕃之强盛所给予唐代中国内政上最大之影响也。（关于府兵制前期问题，详见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兵制章，兹可不论，唯唐代府兵为兵农合一制一点，恐读者尚持叶水心兵农分离说而不之信，请略举一二例证，以祛其疑焉。
一为《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载唐高宗龙朔三年七月制“卫士八等已下每年放还，令出军，仍免庸调”，此制之前载〔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诏“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宜为九等”之文。故可据以推定龙朔三年七月制中“八等”之“等”乃指户籍等第而言，然则此制与其初期仅籍六等以上豪户者不同，即此制已推广普及于设置军府地域内全部人民之确证也。二为戈本《贞观政要》二《直谏类》“贞观三年诏关中租税免二年”条（参《唐会要》八五《团貌杂录》条及《魏郑公谏录》）略云：
右仆射封德彝等并欲中男十八已上简点入军，敕三四出。
〔魏〕征奏以为不可。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征又不从。太宗曰：“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亦可简取。”征曰：“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若精简壮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鉴》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亦载此事，胡《注》云：
唐制民年十六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为丁，充力役。
据魏征“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之语推之，则当日人民未充卫士时亦须担负租赋杂徭之义务，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务农之二业也，岂非唐代府兵制兵农合一之明证乎？（斯事今不能详论，仅略述大意，附注于此。）
回纥与中国摩尼教之关系，论者颇众，又不属本书范围，自可不言。其族类与中国接触，而影响及战时之财政经济者，亦非所欲论，兹仅略述回纥与中国在和平时期财政经济之关系于下：
《新唐书》五〇《兵志》云：
乾元后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
同书五一《食货志》云：
回纥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与中国婚姻，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而中国财力屈竭，岁负马价。
《旧唐书》一二七《源休传》略云：
〔回纥〕可汗使谓休曰：“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匹，当速归之！”
同书一九五《回纥传》（参《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略云：
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新传》“绢”作“缣”）。动至数万马，其使候遣，继留于鸿胪寺者非一。蕃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甚苦之。是时特诏厚赐遣之，示以广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大历八年十一月）回纥使使赤心领马一万匹来求市，代宗以马价出于租赋，不欲重困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贞元〕八年七月，以回纥药罗葛灵检校右仆射，仍给市马绢七万匹。回鹘请和亲，宪宗使有司计之，礼费约五百万贯，方内有诛讨，未任其亲。
《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考《李相国论事集》）略云：
《白氏长庆集》四《新乐府》云：
阴山道。疾贪虏也。
阴山道，阴山道，纥逻敦肥水泉好。每岁戎人送马时，道旁千里无纤草。草尽泉枯马病羸，飞龙但印骨与皮。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养无所用去非宜，每岁死伤十六七。缣丝不足女工苦，疏织短截充匹数。藕丝蛛网三丈余，回纥诉称无用处。咸安公主号可敦，远为可汗频奏论。元和二年下新敕，内出金帛酬马直。仍诏江淮马价缣，从此不令疏短织。合罗将军呼万岁，捧受金银与缯彩。谁知黠虏启贪心，明年马来多一倍。缣渐好，马渐多。阴山虏，奈尔何！
寅恪案：唐与回纥在和平时之关系中，马价为国家财政之一大问题，深可注意。李绛所言许昏回纥之利，宪宗岂是不知？而终不听者，实以中国财力有所不及，故宁可吝惜昏费，而侥幸其不来侵边境也。白香山《新乐府》之《阴山道》一诗即写当日之实状者，据《旧唐书》四八《食货志》（《通典》六《食货典·租税下》同）云：
开元八年正月敕：“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而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至有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一尺八寸，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亦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丈尺过多，奏闻！”
然则唐代定制，丝织品以四丈为一匹，而回纥马价缣一匹长止三丈余，且疏织，宜召回纥之怨诉。唐室之应付此项财政困难问题，计出于无聊，抑又可知矣。
又回纥在和平时期，与唐代中国政府财政关系既如上述之例，其与中国人民经济关系亦有可略言者。《册府元龟》九七九《外臣部·和亲门》（参考《旧唐书》一三三《李晟传》附惎传）云：
大和五年六月有龙武大将军李惎之子某借回纥钱一万一千二百贯不偿，为回纥所诉，贬惎宣州别驾。下诏戒饬曰：“如闻顷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合及时。自今已后，诸色人宜准敕互市外，不得辄与蕃客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惩理处分！”
又《新唐书》二一七上《回鹘传》（参考《旧唐书》一二七《张光晟传》及《通鉴》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条）云：
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上篇已引）
据《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传》（上篇已引），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族类，所谓西域贾胡者是也。其假借回纥势力侨居中国，居赀殖产，殆如今日犹太商人假借欧美列强势力来华通商致富之比耶？斯亦唐代中国在和平时期人民所受外族影响之一例也。
《新唐书》一四八《康日知传》附承训传（参考《旧唐书》一九上《懿宗纪》咸通四年、五年、九年、十年诸条，及《新唐书》一一四《崔融传》附彦曾传等）略云：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寅恪案：《新唐书》六五《方镇表》武宁军节度使治徐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懿宗遣中人张敬思部送，诏本道观察使崔彦曾尉安之，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遂入徐州，据之。帝遣中人康道隐宣慰徐州，道隐还，固求节度。帝乃拜承训检校尚书右仆射义成军节度使徐泗行营都招讨使，率魏博、鄜延、义武、凤翔、沙陀吐浑兵二十万讨之。勋以〔其父〕举直守徐州（承训使降将张玄稔破徐州），勋闻徐已拔，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训悉兵八万逐北，沙陀将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勋焚南城，为刺史郑处冲所破，将南趋亳。承训兵循涣而东，贼走蕲县，官兵断桥，不及济，承训乃纵击之，斩首万级，余皆溺死，阅三日，得勋尸。
〔乾符四年〕十二月贼（黄巢）陷江陵之郛，〔荆南节度使杨〕知温求援于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悉其师援之。时沙陀军五百骑在襄阳，军次荆门，骑军击贼，败之，贼尽焚荆南郛郭而去。
〔中和三年〕四月庚辰收复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曰：“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杀贼无非手刃，入阵率以身先，忠武黄头军使庞从等三十二都随李克用自光泰门入京师，力摧凶逆。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五月王铎罢行营都统。时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负帷幄之功，以铎用兵无功，而由杨复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贼之效，欲权归北司，乃黜王铎，而悦复光也。（“中和三年五月”条中篇已引。）
寅恪案：唐中央政府战胜庞勋、黄巢，实赖沙陀部落之助，盖府兵制度破坏已久之后，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他可用之武力也。至黄头军疑出自回纥，与沙陀同为胡族。兹以其问题复杂，史料阙少，未能于此详论。总之，观于唐季朝廷之忍耻曲宥沙陀，终收破灭黄巢之效，则外族与内政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又《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参《通鉴》二五三“广明元年”条及胡《注》）云：
会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重申和议，时卢携复辅政，与豆卢瑑皆厚〔主和之高〕骈，乃谲说帝（僖宗）曰：“宣宗皇帝收三州七关，平江岭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内库赀积如山，户部延资充满，故宰相〔白〕敏中领西川，库钱至三百万缗，诸道亦然。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遂围卢耽，召兵东方，戍海门，天下**，十有五年，赋输不内京师者过半，中藏空虚，士死瘴疠，燎骨传灰，人不念家，亡命为盗，可为痛心！”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见上篇所引《旧唐书》一四《宪宗纪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条），时溥复断绝南北运输之汴路（详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及拙著《秦妇吟校笺》），借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史家推迹庞勋之作乱，由于南诏之侵边，而勋之根据所在适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新唐书·南诏传》论）。呜呼！世之读史者傥亦有感于斯言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