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002（第3页）

李宗闵，宗室郑王元懿之后，贞元二十一年进士擢第，元和四年（寅恪案：“四年”当作“三年”）复登制举贤良方正科。初宗闵与牛僧孺同年登进士第，又与僧孺同年登制科。应制之岁，李吉甫为宰相当国，宗闵、僧孺对策指切时政之失，言甚鲠直，无所回避。考策官杨于陵、韦贯之、李益等又第其策，为中等，又为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语，同为唱诽。又言：翰林学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裴垍时为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异同。吉甫泣诉于上前，宪宗不获已，罢王涯、裴垍学士。垍守户部侍郎，涯守都官员外郎，吏部尚书杨于陵出为岭南节度使，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出为果州刺史，王涯再贬虢州司马，贯之再贬巴州刺史。僧孺、宗闵亦久之不调，随牒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为监察御史。

《旧唐书》一七一《张仲方传》（《新唐书》一二六《张九龄传》附仲方传同，并参考《白氏长庆集》六一《张仲方墓志铭》）略云：

张仲方，韶州始兴人，伯祖文献公九龄开元朝名相。仲方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辞登科，历侍御史仓部员外郎。会吕温、羊士谔诬告宰相李吉甫阴事，二人俱贬。仲方坐吕温贡举门生，出为金州刺史（寅恪案：此亦座主门生关系密切之例证）。吉甫卒，入为度支郎中。时太常定吉甫谥为恭懿，博士尉迟汾请为敬宪。仲方驳议曰：“兵者凶器，不可从我始。师徒暴野，戎马生郊，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号诉无辜。剿绝群生，迨今四载，祸胎之肇实始其谋。请俟蔡寇将平，天下无事，然后都堂聚议，谥亦未迟。”宪宗方用兵，恶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贬为遂州司马。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同）略云：

萧俛曾祖太师徐国公嵩开元中宰相，俛贞元七年进士擢第，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学士，九年改驾部郎中，知制诰，内职如故，坐与张仲方善。仲方驳李吉甫谥议，言用兵征发之弊由吉甫而生。宪宗怒，贬仲方，俛亦罢学士，左授太仆少卿。

同书一七九《萧遘传》（《新唐书》一〇一《萧俛传》附遘传同）略云：

萧遘，兰陵人，开元朝宰相太师徐国公嵩之四代孙（寅恪案：“四”字误）。遘以咸通五年登进士第，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皆戏呼“太尉”。

寅恪案：新兴阶级党派之构成，进士词科同门之关系乃一重要之点，前论李绛及杨嗣复事已涉及之。今观《李宗闵传》，益为明显。至李吉甫为人固有可议之处，而牛李诋斥太甚，吉甫亦报复过酷，此所以酿成士大夫党派竞争数十年不止也。张仲方乃九龄之侄孙，九龄本为武后所拔擢之进士出身新兴阶级。据《大唐新语》七《识量篇》（参考《旧唐书》一〇六《李林甫传》、《新唐书》二一六《张九龄传》、《通鉴》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冬十月”条）云：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玄宗怒曰：“卿以仙客寒士嫌之耶？若是，如卿岂有门籍？”九龄顿首曰：“〔臣〕荒陬贱类，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起自胥吏，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士耳，羞与绛灌同列，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

又《国史补·上》（参考《太平广记》一八四《氏族类》）云：

张燕公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

及《新唐书》一九九《儒学传中·孔若思传》附至传云：

明氏族学，与韦述、萧颖士、柳冲齐名，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剟去之。说子垍方有宠，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纷纷邪？”垍弟素善至，以实告。初，书成，示韦述，述谓可传，及闻垍语，惧，欲更增损。述曰：“止！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因人动摇，有死，不可改！”遂罢。时述及颖士、冲皆撰《类例》，而至书称工。

可知始兴张氏实为以文学进用之寒族，即孔至之所谓“近世新族”之列。宜乎张说与九龄共通谱牒，密切结合，由二人之气类本同也。因是，九龄侄孙仲方与山东旧门李吉甫气类绝不相近，亦成为反对之党。若兰陵萧氏元是后梁萧詧之裔，而加入关陇集团，与李唐皇室对于新旧两阶级之争得处于中立地位者相似。故萧俛由进士出身，成为牛氏之党，而萧遘虽用进士擢第，转慕李文饶之为人，乃取以自况也。

元和朝虽号称中兴，然外朝士大夫之党派既起，内廷阉寺党派之竞争亦剧，遂至牵涉皇位继承问题，而宪宗因以被弑矣。

《旧唐书》一七五《澧王恽传》（《新唐书》八二《澧王恽传》同）云：

澧王恽，宪宗第二子也，本名宽。吐突承璀恩宠特异，惠昭太子薨，议立储贰，承璀独排众议属澧王，欲以威权自树。赖宪宗明断不惑，及宪宗晏驾承璀赐死，王亦薨于其夕。

同书一五九《崔群传》（《新唐书》一六五《崔群传》同）云：

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时为遂王，宪宗以澧王居长，且多内助，将建储贰，命群与澧王作让表。群上言曰：“大凡己合当之，则有陈让之仪；己不合当，因何遽有让表？今遂王嫡长，所宜正位青宫。”竟从其奏。

同书一八四《宦官传·吐突承璀传》（《新唐书》二〇七《宦者传上·吐突承璀传》同）云：

惠昭太子薨，承璀建议请立澧王宽为太子，宪宗不纳，立遂王宥，穆宗即位，衔承璀不佑己，诛之。（前文已引，兹为论述之便利，特重录之。）

同书同卷《王守澄传》（《新唐书》二〇八《宦者传下·王守澄传》同，并参考《旧唐书》一四、《新唐书》七《宪宗纪》及《旧唐书》一五九、《新唐书》一四二《韦处厚传》中“不讳内恶”之语）云：

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弒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

《通鉴》二四一“元和十五年正月”条（参考《旧唐书》一二〇、《新唐书》一三七《郭子仪传》附钊传）云：

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宪宗）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穆宗）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

《新唐书》八《宣宗纪》云：

大中十二年二月废穆宗忌日，停〔穆宗〕光陵朝拜及守陵宫人。

《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二月甲子朔”条纪此事，胡《注》云：

以陈弘志弒逆之罪归穆宗也。

裴廷裕《东观奏记·上》云：

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宣宗）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锄恶党无漏网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与一二侍儿同升勤政楼，倚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

《通鉴考异》“大中二年”条引《〔宣宗〕实录》，并附按语云：

〔大中二年〕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寝疾，权不听政，宰臣率百僚问太后起居。己卯复问起居，下遗令。是日太后崩。初上（宣宗）篡位，以宪宗遇弒，颇疑太后在党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六月贬礼院检讨官王皡为润州句容令，以皡抗疏请郭后合葬景陵（宪宗陵名）配飨宪宗庙室故也。

〔司马光〕按，《实录》所言暴崩事，皆出《东观奏记》，若实有此事，则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诏云“以太后寝疾，权不听政”？若无此事，廷裕岂敢辄诬宣宗？或者，郭后实以病终，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礼，故皡争之，疑以传疑，今参取之。

寅恪案：元和末年内廷阉寺吐突承璀一派欲以澧王恽继皇位，王守澄一派欲立遂王宥即后来之穆宗，竞争至剧。吐突承璀之党失败，宪宗遇弒，穆宗因得王守澄党之拥戴而继位矣。至郭后乃穆宗之生母，其预知弑逆之谋，似甚可能。司马君实所论虽不失史家审慎忠厚之旨，但参取两端，颇近模棱，难以信从。盖裴廷裕比穆宗于商臣，若非确有所据，必不敢为此诬妄之说也。鄙意郭后之暴崩傥果出于宣宗之志，则崩前一日何不可预作伏笔？或者，即因有前日寝疾之诏，遂促成次日暴崩之事乎？总之，宫掖事秘，虽不宜遽断，然皇位继承之不固定及阉寺党派之竞争二端，与此唐室中兴英主宪宗之结局有关，则无可疑也（钟辂《前定录》“李生”条亦纪懿安太后为宣宗幽崩事，又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记》四所载郭太后被药杀事，则年月名号俱有讹误也）。

复次，内廷阉寺中吐突承璀之党即主张用兵之党既失败，其反对党得胜，拥立穆宗，故外朝宰相即此反对党之附属品，自然亦不主张用兵，而“销兵”之议遂成长庆一朝之国策矣。

《旧唐书》一六《穆宗纪》云：

长庆元年二月乙酉，天平军节度使马总奏：当道见管军士三万三千五百人，从去年正月已后，情愿居农者放，逃亡者不捕。先是平定河南，及王承元去镇州，宰臣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请密诏天下军镇，每年限百人内八人逃死，故总有是奏。

同书一七二《萧俛传》（《新唐书》一〇一《萧瑀传》附俛传略同）云：

穆宗乘章武（宪宗）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此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