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发言不行动（第2页）

正当蒋介石与党政大员们商谈下野时，梁漱溟就在重庆特园从《大公报》经理王文彬那里得知这一消息，遂有感而发，连夜草成一篇题为《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的长文，以备《大公报》次日与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同时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历数耳闻目睹的事实，说明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共产党，而在于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梁漱溟强调，“今天好战者既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

梁漱溟的这篇文章，政治倾向极为明显，他虽然仍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来看待，只是内心深处已分明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必将取得全国政权。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当梁漱溟草完此文时，蒋介石并没有发表引退声明，而只是发表了呼吁和平的《新年文告》。这样，梁漱溟的文章虽然写出，但明显不到发表的时机。

文章未能及时发表，梁漱溟赶忙写了两封信，一封致民盟主席张澜等负责人，一封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这两封信中，梁漱溟表达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勉励大家为国家大局努力负责，而明确声明自己在三年内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其中不同的地方是，对前者，梁漱溟请求准许他正式离盟；对后者，梁漱溟请求原谅自己不能响应其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与此同时，梁漱溟又在重庆《大公报》刊登给各方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向全社会表白自己的心迹，并就自己“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只是个人而不是组织的原则作了解释。梁漱溟解释说，自从国民党重新倡导和平以来，各方面的朋友因他过去既为和平尽力，都希望他此时再出来奔走，但他个人却无意于此。他的那些原则其实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已决定，并非始于今日。他之所以这样说这样做，可说是为了要一个发言权。因为他在思想见解上，是不能苟同于国内任何一个党派的。如果要行动，必须在一个组织之内，既在一个组织之内，“就只能把平素思想见解上许多异同之处闷在肚里不说。只要大家团结抗敌就好，或只要国内和平了就好。若妨碍团结，我是要争的，其他一切，我都暂时不谈。任你思想见解与我不合，我亦绝对不争辩。但我不能永远保留不谈谈呀！”梁漱溟接着说，现在或许该我说话的时候，为要说话，我至少要三年不行动。在今后几年内，“我将专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其思想见解主张贡献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

从表面上看，梁漱溟的这一决定，是几年前早就萌生的念头真正实现，但仔细想来，不难发现梁漱溟的决定既是对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失望和彻底分手，同时也含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但他又似乎固执地相信他的存在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因此他虽然采取了只发言不行动、不在组织内的措施，以避免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但在发言时仍是那样无所顾忌。

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只好让位给李宗仁，只是蒋介石的势力并未因此遽倒。而当天的《大公报》便刊出梁漱溟在新年时写成的那篇富有刺激性和挑战性的文章，遂使家人亲故都不禁为他的安全担心，当然结果并未发生什么事。

李宗仁上台，亟亟于开展新的“和平”攻势，作出种种“和平”的姿态。在李宗仁发表的就任代总统文告中，表示“决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声称愿意就和平问题与中共重新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派邵力子、张治中等五人为和谈代表，等候与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梁漱溟与李宗仁是老相识，李宗仁对梁漱溟近年来特别是最近期的政治倾向当然非常清楚，因此对梁漱溟亦一电再电三电邀请不已，希望梁漱溟能够捐弃前嫌，重出江湖，奔走和平。

李宗仁的邀请当然是真诚的，不过梁漱溟回答说，他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公开声明在先，恕难应命。当然，梁漱溟也在回应中善意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建议李宗仁邀请李任仁帮助筹划和平。李任仁是桂系中的重要人物，曾任广西参议会议长，是国民党中央执委而从未参与中央政事者，是一个爱国家更酷爱民主的人。

二是建议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推重顾孟余，整顿国民党。梁漱溟认为，顾孟余是现在国民党元老中惟一人品学问最好的人，今天为国家设想，不应该让国民党完全垮台；相反地，应当盼望它再兴。但党内党外有资望之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之人足以领导了。在梁漱溟看来，只有顾孟余够资格。

三是建议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

对于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和平”攻势，中共一方面采取了宽容与争取的态度，一方面又坚持原则不让步。早在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了包括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在内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在李宗仁上台后，中共领袖多次声明，国民党政府必须按照中共提出的八条去做，和平谈判才有可能。谈判代表邵力子发愁不好办，行政院长孙科则直率表示不能接受。

国民党陷人了绝境，和谈遇到难题。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只得“发言”打圆场，以期解决和谈中的“难题”。梁漱溟认为，要克服这个难题，首先要平息中共的愤怒；要平息中共的愤怒，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指责，而且要指责得真诚又恰到好处。梁漱溟充满**地对国民党之在高位者说：

试问连续三年大战，烽火蔓延数百万方里，前线将士死多少？战区无辜人民死多少？全国各地各界直接间接所受苦难者有多少？国家元气斫丧多少？国际地位降低多少？这一切一切，你们当初主战者以及赞助作战者，对国家对人民都不负责任吗？过去多少人反对内战，你们不许。多少人请愿和平，你们不许。不但不许，多少人且因此遭打，因此入狱，因此死亡。今天一旦你们打不下去，又由你们的口里说要和平。到底是和对，是战对？今日之和是，则昨日之战非。难道反来复去，都只由你们去讲，而全国人就不能向你们讲一讲道理吗？把国家害到如此地步，把人民害到如此地步，即不说罪行，亦是莫大过失。你们对这过失，竟不负责吗？请你们扪心自己想一想！

然而一提到和平条件，你们什么都可以让步，连你们自称神圣的宪法，要废要改亦容易商量，独只有你们自身不容伤损一点——战犯问题不能接受。好像天下人都有罪，只你们无罪？好像天下人都该死，只有你们万万死不得！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

这段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但梁漱溟谈锋一转，又说：

我倒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事实上亦捉不到。而且这样好像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

那么，怎祥才有“意味”呢？梁漱溟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凡是国民党之在高位者，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同蒋介石引退下野，闭门思过。

第二，国民党这样做了之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国家人民所遭损害，同感疚歉。今后各方只要讲理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达成改造，绝不用兵，以免重苦人民又毁国家。

第三，由全国在国共两党之外，公推信誉素著之公正人士五人或七人，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考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平造成内战惨剧者究竟是哪些人，再经过公开审判和辩论，即为定谳，永垂史乘。那些负罪于国于民的人，每人送给他两个字作谥，如古人所云“名曰幽厉，百世莫改”。这就够了，用不着什么刑罚。

梁漱溟的慷慨激昂，真实的愿望或许是对和平的最后一丝希望，而在中共看来，无疑是为了替国民党解脱、解套；而在国民党看来，梁漱溟又站在了中共的立场上。梁漱溟两面不讨好，所谓“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反而引起各方面的深刻误解，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议政的可悲之处。

很显然，梁漱溟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在稍后所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公开要求中共不要再用武力。他说：

我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清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今人说“除恶务尽，革命要彻底”。殊不知今日之事，若说作革命，那只是一种宽泛不甚恰当的话。假如你承认这方是革命，就应该承认那方是戡乱。但我则坚决认定他们是内战（虽则其间有是非有曲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这些话不仅对国民党明显袒护，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根本理论上采取轻蔑态度，不以为然，不屑一顾。或许他的愿望是善良的，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梁漱溟的这些话不能不起到一些负面作用。

1949年4月1日，李宗仁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预定4月5日与中共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李宗仁等坚持先签订停战协议，再商谈和平条件；而中共则坚持无论战与和，人民解放军要渡江，并限南京政府于12日前答复。13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国内和平协议》八条二十四款，国民党方面对之提出四十多条修改意见。15日，中共提出最后修正案，并提出4月20日为最后签字限期，逾期不签，表示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20日，李宗仁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等人，要求他们向中共提出“临时停战协定”，并让其拒绝在中共提出的最后协定修正案上签字。同日深夜，中共中央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开始强渡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