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条道路上行走（第1页）

在“第三条道路”上行走

党派问题几乎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伴而生。中国共产党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早倡导者和积极促成者，但中共领袖从一开始就对统一战线的实际内容有所保留，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允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允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是，决不能抹煞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煞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毛泽东阐述的这一方针和原则，无疑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然而不仅国民党方面对毛泽东的这些说法不满意，其他一些党派也感到不满足。在毛泽东这篇报告发表不久，张君劢便发表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以为中共既然倡导合作，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应该坚决放弃阶级斗争学说，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亦自易易。更因为毛泽东在报告中有“从中央军到八路军，从国民政府到边区政府”的话，张君励以为既然合作，何必如此排列对峙，痛快地成了一个军事系统、一个政府系统，岂非国家之福。显然，张君劢并不明白中共政治主张的根本深意。

张君励的文章迎合了国民党的意见，因而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广泛重视，一度成为舆论热点。翌年3月，蒋介石便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鼓吹“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等，以“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利益，乃至牺牲个人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为借口，甚至劝说中共改名，有意将中共吸纳至国民党，试图从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遏制乃至消除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发展和活动。

有感于时论纷纭，梁漱溟在这次争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党派问题确为抗战建国中的最大问题之一，也是最难的问题之一。但我们不要在紧张的情绪下急谋办法，而应当先静下心来作一些研究，从纷繁杂芜的历史现象中清理出一个头绪来，并作一些理论上的探讨。

根据梁漱溟的素来见解，中国社会因其特殊性构造，所有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一套观念都不能适用。大致说来，中国社会内部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且每为家族、乡族关系所掩盖。近百年中西交通后，中国传统社会受西方社会的影响渐渐变质，工商业日趋发达，新兴阶级逐步形成。但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自清末以来的几十年“秩序不定，未得成功”。因此阶级势力不是形成中国党派的因素，中国党派亦缺乏其一定的阶级基础。外国党派所由形成的诸种因素如阶级、职业、地方、宗教、种性、部族等，在中国或分不清楚，或联结不固，或虽分得清，联得起，而未尝构成政治上斗争的问题，形成政治上竞争的势力。

中国社会没有党派产生的条件，但毕竟在中国产生了诸多政党，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漱溟将之归为中国社会之外的原因引发而起的。也就是说，假如中国不和外部世界接触，中国便不可能产生这些党派。不过，中国问题虽然具有外部因素，但说到问题之解决，乃又重在内部。只有求得中国本身的真正进步，完成文化、政治、经济的补充改造，中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

假如上面的分析不错，那么梁漱溟的逻辑结论则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国政党对外国政党的模仿都不免是一个错误。散漫的中国社会只能合拢为一，而无法建立或不应建立排他而立的党派。只有中国社会合拢为一，才可以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否则，在当前抗战建国任务下，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不便于抗战，更不利于建国。

多党互竞，一党排他，都不是中国政党的正确选择。中国政党的正确选择，在梁漱溟看来，即是从联合中求统一。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多党意志不能集中之弊，另一方面又可避免主一而排他之弊。梁漱溟将此称为“二重组织”。即个别党派为第一重组织，全国许多党派之联合体为“二重组织”。这种方式既非多党制，亦非一党制，而是一多相融，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种方式既非有分无合，亦非合而不分。而是合中有分，分而后合。不难看出，梁漱溟的这个设计和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相对独立性原则颇为接近，当然二者的出发点和侧重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就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梁漱溟的设计明确主张国民党为第二重组织，即“党上之党”，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之外的各党派以及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都应作为第一组织，即各个小单位。这是因为：一、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原可以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高指导原则；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或得他党拥护接受，或得他党表示意见相合，在国内大致已不生异议；三、国民党素来包罗甚广，内部早有许多不同的理论主张、门户派系。

梁漱溟指出，欲实现他的这一政治设计，必须具有两大条件：

一是确定国是国策。各党各派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集中意志，寻求共同点，在国家为国是国策，在各党派为共同纲领。这样，各党才能在行动上趋向一致，成为协力配合工作的团体。

二是政权与治权划开。二重组织的建立，全国性的大国民党代表国民行使政权，而国民政府则代表国家行使治权，两面不能相混，党政应该彻底分开，政党不能插手政府，政府必须不着党派颜色，而应为“无色透明体”。凡政党中人而服务政府者，都要声明脱离其原来党派关系，以保持政务的中立。军队和警察，都是国家所有，而为政府行使治权的工具，与党派无关，即国家职能部门非政治化。这一思想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军队国家化，国家民主化”政治思潮的滥觞。

从理论上说，梁漱溟二重组织的设计不愧为解决中国党派问题的一种理想，可惜其可操作性太差，在实践中行不通，不要说中共难以真正接受大国民党主义，成为国民党领导下的小党派，即使从梁漱溟的设计中毫无损失而获益匪浅的国民党也难以接受梁漱溟的这种设计。因此，当梁漱溟将这些想法写成《抗战建国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寄《大公报》发表时，很自然被新闻检查机构扣压。负责新闻检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刘伯闵对梁漱溟还算比较尊重，特专程前往梁漱溟的寓所看望，予以解释。梁漱溟对刘伯闵的解释似乎还不太满意，又请刘介绍，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面谈一度。刘伯闵、叶楚伧都表示个人同情并能够接受梁漱溟的主张，原可发表，其所以阻止梁漱溟发表的理由，是恐怕梁漱溟的这些主张发表后引起各方讨论，文章愈写愈多，不仅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反而转增不愉快的情绪。他们告诉梁漱溟说，党派现状固不令人满意，但如无好转的把握，有恶化的可能时，仍以少谈为好。于是梁漱溟这篇重要的文章就没有发刊，只有手稿两份，分送各党派领导人看看。

梁漱溟的二重组织设计完成于游历华北华东战地前，而通过游历，他更感到党派问题不仅没有好转的趋势，而且日趋尖锐严重。途中所见所闻益多，所以迫使他忙着赶回来谋求一个根本解决办法。

九一八周年纪念前一天，梁漱溟一行返抵洛阳，稍事休息并与卫立煌两度晤谈，迅即返回西安。在西安，与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谈话，又托八路军办事处致电其前方将领，致谢沿途照料。10月3日，梁漱溟一行飞成都。

梁漱溟急于赶回四川的意思，原以为党派问题在前方日趋尖锐严重，推想大后方必然迫切要求解决，这正是他努力贡献意见的机会。他准备尽快将自己沿途所见所想向国共两党及第三方面谈谈，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抵达成都的那一天，正好蒋介石以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飞成都准备就职。梁漱溟于是决定留在成都，随时就便晋谒。双十节后的一天，蒋介石约梁漱溟吃饭，梁就将游历华北华东战地的经历大致报告，又特将山东敌情、省政府情形及八路军情形作了一些介绍。蒋介石就如何处置山东问题作了一些指示。因谈话时间甚长，梁漱溟尚未提起党派问题，蒋介石约梁漱溟待他回到重庆后再谈。10月23日，梁漱溟到达重庆时，蒋介石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线，不获见面，梁漱溟与蒋介石的约谈只得无限期后推。

至于第三方面，意指国共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梁漱溟自己亦属于这个第三方面，平素所往还最熟的亦在此，因而梁漱溟回到成都最先与第三方面的朋友交换意见。此时在成都的第三方面人士有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于是与他们连续聚会有所谈商。梁漱溟向他们大致报告巡视中所见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认为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方面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而梁漱溟在谈话中流露出第三方面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的意思，事实上已有建立新党派以与国共相抗衡、相制约的想法。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人对此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找些朋友商量进行。

至于中共方面，由于其参政员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诸位正在重庆参加会议，于是梁漱溟于10月26日晚间往访曾家岩五十号，与他们座谈。

梁漱溟提出自己的主张，即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所有这许多话，秦邦宪全记下来。然后由陈绍禹、秦邦宪二位先开口作答，以次及于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诸老。他们的答复大致是：你梁漱溟的理论和我们的理论是有出入的，但你梁漱溟的结论都和我们的结论颇相合。至于军队统一国家，在道理上自是如此，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时就曾有过类似表示。不过事实上，必要国民党同样办理，中共方可照办。简言之，中共不可能单方面放下武器，听凭国民党一党摆布，更不可能听任国民党一党独大。

梁漱溟对中共的答复并不满意，只好再找国共两党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所谓第三方面谈谈，希望先在第三方面达成共识。

在重庆的第三方面朋友此时正忙于所谓宪政运动，因9月间刚将宪政案通过于参政会，政府原答应于双十节作一宣布，而届时未实行，谓将候11月初间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决议，所以在野党派为促成宪政，无任其久延，吃紧努力，争取各党派合法地位以及公开活动的自由。乃从这一问题转到早施宪政，因而对梁漱溟关于第三方面统一联合的提议并不十分热心。

按照梁漱溟的看法，宪政问题虽然迟早都要解决，但当时的条件并不成熟，应以团结统一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及公开活动问题宜从团结统一中予以解决，所有的限制只有从团结统一中得其解除，不能从宪政得之，因为在梁漱溟看来，宪政不可能在短时期实现。所以梁漱溟对于宪政运动不如对于统一运动热心。至于统一运动入手处，在梁漱溟看来，就是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梁漱溟专志于此，故而在重庆如火如茶的宪政运动便没有引起他的多大兴趣。

第三方面的朋友并不责怪梁漱溟的偏执，而且第三方面的许多朋友对于梁漱溟所说的第三者之联合，也是心仪已久，早有此意，不待梁漱溟积极发动，第三方面已在洽商中。经彼此聚议好多次后，一面确定这一组织的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一面确定由救国会的章乃器、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等人负责汇集各方面的意见，起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简章和信约等文件，最后由梁漱溟、沈钧儒等人负责审查和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