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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

在当时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中，能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相匹敌，或者说能够打个平手的也只有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平教会的领袖和主要成员差不多都来自国外，或者受过高等教育，具有非常鲜明的思想意识，他们的活动是受其理论支配，而不是感情用事地去从事什么乡村建设、农业复兴。

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时的梁漱溟

平教会领袖晏阳初通过对定县乃至中国社会实际情形的考察和研究，认为中国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只是“愚、穷、弱、私”四个问题：

所谓愚，就是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智识，简直就是目不识丁。比较科学的估计，中国人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

所谓穷，就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简直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着，温饱无定，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活程度、生活水平，能够存活已经是天大的幸事。

所谓弱，就是中国绝大多数人处于一种病态，所谓“东亚病夫”大致反映了中国人的体质和精神状态。人民的健康状况，生命存亡，完全依赖于天命，自生自灭，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等，在中国农村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私，就是中国人的本性就是窝里斗，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缺乏公民训练，而以内哄内斗为能事。

晏阳初认为，由于中国人具有这样几种缺点，由于这几种缺点简直成了中国人的根性，那么在中国人的根性不能有重大改变的前提下，什么建设事业都是谈不到的，所以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要设法解决“愚、穷、弱、私”这四个基本问题。而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就需要平教会正在从事的四种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

熟悉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晏阳初的这些分析并不完全是他的创造，胡适于1930年探讨中国现状时，就认定中国问题的关键就是怎样打倒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个大仇敌”。胡适指出，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中国人中最多只有几个稍微有钱的人，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中国？岂不是因为中国人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丧失了抵抗的能力？所以，仅仅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个大仇敌”。

胡适这“五鬼闹中华”的说法影响很大，晏阳初由胡适的这个说法演绎成“愚、穷、弱、私”四个字，就是把现象作本质，以具体事例作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把解决愚贫弱私这四大基本问题作为平教会的奋斗目标，尤以除文盲做新民，提高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作为平教会的工作核心。

对胡适、晏阳初的这些主张，梁漱溟素来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问题的症结既不是什么“五鬼闹中华”，也不是一个个具体的贫愚弱私等问题，而是中国为什么存在这五鬼，这四大问题。也就是说，胡适所说的五鬼、晏阳初所说的四大问题，只是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仅仅知道这些病象是不够的，必须往深层去追究中国社会何以如此的真正原因。

梁漱溟强调，当时的中国不是贫愚弱私，不是五鬼闹中华，而是贫者益贫、愚者益愚、弱者益弱、私而益私的问题。当日中国正是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如果就事论事，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的视线，就难以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抓住根本环节，眼光放远些，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否则，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某些具体措施，显然是无济于事的。

从理论上说，梁漱溟撇开具体问题，试图抓住根本环节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较胡适、晏阳初等人稍高一筹。他把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视作一个系统工程，视为一个整体，当然是更有意义的。

在当时众多救国方案中，最引人注目和激动人心的莫过于认定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数量多，而且囊括了左中右各色人等。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的衰落，特别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其原因不尽在农村本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国际资本主义侵略。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优越的政治、经济势力，在不平等条约掩护下，以商品为武器侵入中国农村，使农村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数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粉碎。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是中国农村、农业衰败的根源。

当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卷入国际大循环，外国资本强势当然会对中国经济特别是脆弱的农村经济造成伤害。不过，从内因外因的层面去考察，梁漱溟认为外国资本的强势进入只是中国农村破产的外部条件，而国内连年的水旱灾害以及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才是中国农村破产的内部原因。由于中国内部政治上没有力量，没有形成“惟一最高的国权”，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应付国际环境。

循此逻辑，那么打倒军阀，解决中国社会的内争问题，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是不是梁漱溟所得出的结论呢？否。梁漱溟认为，近代以来军阀拥兵自重，左右政局，确实妨碍了社会进步。从表面上看，军阀虽然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历史动态上，从抽象关系上观察，军阀问题仍然是中国问题的表象而非原因。要铲除军阀，必先铲除军阀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必须触及中国社会本身。否则，如果就军阀本身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则势必是以暴易暴：旧军阀消灭了，新军阀重新出现，形成永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所以，中国问题的真正解决，关键仍在于中国社会。

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在为帝国主义和军阀作辩护，因为他从来没有否认过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两大障碍，只是在解决方式上，梁漱溟不主张从外在因素着手，而试图寻找事物何以然的内在原因，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解决方案。简言之，也就是用乡村建设改变中国社会结构，建立繁荣富强的新国家。如此，所谓帝国主义，所谓军阀等问题自然不难解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只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而在斗争实践中，也是以农村问题为突破口，发动和领导农民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基本结构，所以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就显得非常重要，始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

梁漱溟天才地预见到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的思考有某些一致处，然而在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方面，梁漱溟则始终走着根本不同的道路。梁漱溟认为，中共遵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分析去观察中国社会，又从苏联那里照搬一些社会主义原则去改造中国社会，这显然脱离了中国社会实际，脱离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因而也就很难获得成功。梁漱溟始终认为，中国革命不出于其社会内的客观要求，而实发动于少数先知先觉。这些少数先知先觉策动并左右了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进程，这与欧洲革命因其社会内部问题而爆发的情况根本不同。因此，欧洲问题的解决，未尝不可像苏联那样借助于斗争方式，但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人于历史上为世界最尚理性的国民，甘于服善而耻于用暴，所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决不能采用斗争方式，必当遵从理性之途。

在梁漱溟看来，中华民族今后要想有新生命新创造，就必须遵从自己的传统，遵从理性的原则，而不是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通过分化化解中国社会内部构造，重建中国社会。梁漱溟预言，中国如果真的不幸而遵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那么中国社会必将进入一个动**不已的周期，不可能有积极的结果。

梁漱溟不能同意共产党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同样也不能同意国民党对中国问题的立场。他多次强调南京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所谓民族自救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新的祸国殃民运动，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梁漱溟发誓要在国共之外走出一条新路，那就是不同于晏阳初、黄炎培、陶行知、阎锡山，不同于共产党，也不同于国民党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狭义上说，乡村建设不外是建设乡村，繁荣乡村，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温饱以及持续发展问题。然而在梁漱溟看来，乡村建设决不能孤立地进行，决不能取狭义的理解。他强调，从事乡村建设的人要把眼光放得远大些，要把乡村建设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在历史的必然性上找出自己的使命，才不致盲目瞎干，才可以开出伟大的前途来。

我们知道，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依据他对中西社会文化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他认为，中国原来是个大的农业社会，即或有些城市也很少能算得上都市。境内所见，无非是些农村。所谓的中国建设问题无疑就是乡村建设。

中国乡村如何建设，它的依据何在，它的理想模式又是怎样呢？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最一般的看法是应当用现代都市文明改造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展工商业，使中国农村尽快走上资本主义或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尽快抛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对于这些观点，梁漱溟一概视为荒唐无稽，从不苟同。

梁漱溟认为那班强调以都市文明作为现代化方向特别是农村改造方向的主张，就是以西方化作为追求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本身已经有了问题，遇到了严重障碍，中国已无法顺利摆脱农业文明的羁绊，转而走上工业文明道路。梁漱溟指出，单一的工业化肯定不是现代化的出路，因为即便从西方近代国家的立场上说，他们何尝愿意工商业和都市文明的畸形发达？只是由于他们既已走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路，遂使其农业发展遇到桎梏，乡村归于衰落。

工业化是西方近代国家不得已而走上的一条畸形现代化道路，但西方国家凭借自己的先发优势，早已抢占了都市文明、工业文明的先机。梁漱溟指出，中国如果步趋西方，重走牺牲乡村，发展工商业，建设都市文明的老路，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因为当今世界，各个先进工业国之间拼命竞争，中国工商业兴发之机早被堵塞。后发中国的正确选择，可能就是要发挥自身优势，谋取乡村发达，完成一种乡村文明。

从后来的历史事实看，梁漱溟的这些论断大都被历史所否定所消解，自不待言。中国必须走工业化道路，中国必须步趋西方一步一步地发展，是时代课题而不得不然。然而，历史地观察梁漱溟关于乡村建设的认识及理论构想，也可以看出其知识分子天真、纯真乃至浪漫、空想的一面。

梁漱溟的所谓乡村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单纯地对抗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要使中国尽量合乎自身特点，早日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改造。他强调的所谓乡村文明，既不是与都市文明相对立而存在，更不是要使中国乡村走上畸形发展道路，而是要使乡村文化普遍提高，物质技术日趋前进。完成后的乡村文明，近代都市的长处不妨应有尽有，即“乡村都市化”。梁漱溟自信，他基于中国社会实际而设计的这一理想模式，不仅在中国实现是没有疑问的，而且其成就也必将对世界的未来发展给予一定启示。

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看，他的这一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个道理，就是他始终强调的中国社会结构不同于其他国家。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问题，自从中西文化冲撞以来，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过不同分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大多以西方近代或中古社会为参照系，所作结论就难免有点无类比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与西方走着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文化背景以及生存机制等方面看，这种差异比比皆是。因而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仅以西方社会为参照，似有不妥。

不过，当人们分析任何一个事物时，如果孤立地看待它，似乎什么都难看出，只有将一物与另一物进行比较时，才能见其优劣高下。因此，尽管拿中西社会进行比较可能有些不妥，但仍能从中看到一些有益于认识中国社会本质的东西。

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自古以来就缺少一种“集体生活”，因而也就无从映现社会与个人问题。个人与社会这两个极端均非中国人所具备，中国人所有的恰好是这两个极端的中心环节即“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际关系中极为重要。当然，家庭关系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普遍现象，决非中国人所独有，然则何以在中国人那里占有重要地位？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缺乏集团生活，严格地说，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中国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由于社会团体与个人之间关系松弛，因而家庭关系便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异常突出地显露出来。

应当说，梁漱溟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侧重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分析，相当准确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都处在相互关系的网络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而一生始终在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活。儒家经典中所谓“五服说”比较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人们既在相互关系中生活，彼此自然发生了情谊，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道德规范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在观念意识层面的投影。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自汉儒、宋儒以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都作过大量描述和分析，或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或以此为中国社会优于其他民族的突出例证。对此，梁漱溟从历史价值判断和现实价值判断两个方面作了深入探讨，并把中国社会定义为“伦理本位”的社会。他既批评了这种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作用，又肯定了它在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正面效应。

梁漱溟对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结构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方面。梁漱溟认为，在中国伦理本位社会结构中，家庭实在具有重要意义。就人类情感而言，所谓人生美满与缺憾，无不就家庭而言。由家庭推而广之的家族、亲戚、乡党、师徒等关系也确为人生情感联系的纽带。

二是经济方面。梁漱溟指出，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夫妇、父子及至祖孙、兄弟“共财”，诸如义庄、义田以及一切族产等，也为共财的一种方式，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从积极意义上看，这种分财与通财，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在经济上经常彼此顾恤，互相负责，人们在生计问题上无形中便有了许多保障。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经济形式却与西方以个人或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形式有异。

三是在政治方面。梁漱溟强调，在中国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官民之间、君臣之间相互以伦理的义务为准则，而不认国家团体的关系，所谓以国君为大宗子，将地方官比喻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以家庭情谊化之，正是这种社会特征的生动写照。这种伦理化的政治，虽有利于联络人们感情，但毕竟是人治而非法治。

梁漱溟对中国传统结构伦理本位的概括，相当深刻、准确、传神地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本质。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相当浓厚地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特征，血缘关系、宗族制度不仅是人们交往的基本准则，而且成了维系社会制度的重要纽带。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道德信条，实质上就是基于地缘、血亲、伦理关系而作的道德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