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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佛教而佛学

在梁济的纵容默许下，梁漱溟向佛的意志更强，他常去琉璃厂文明书局、有正书局，翻阅、购买南京金陵刻经处出版的佛经及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久而久之，对晦涩难懂的佛教典籍有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整日里所思所想，除了一心礼佛，一心成佛外，似乎别无他事，整个生命兴趣，也只有“佛”这一个字而已。

一心渴望成佛的梁漱溟过着在家修行的生活，闲来无事，梁漱溟也有意识地补充早先的知识缺陷，对先前没有仔细阅读或者根本没有阅读过的中国古典下了一番苦功。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梁漱溟附带编了一本《晚周汉魏文抄》，选了一些周秦汉魏时期比较能够发挥思想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非常难懂，只是文字比较典雅，比较讲究，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思想性。

编撰选本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的工作，许多学者都做过这项工作，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些选本的影响。各种选本影响大小，主要取决于选家的眼光及其学术地位，而像梁漱溟这样尚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人，如欲编选这样的本子，一般地说总要请名家撰写序言或给予其他形式的提携、帮助。梁漱溟的这个选本编辑完成后，也就没能免俗地请著名记者黄远生撰写了一篇序言。

黄远生（1885—1915），原名基，字远庸，江西九江人。1903年高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进士，那一年，他还不到二十岁。1904年，黄远生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习法律。1909年回国，历任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编译局纂修、法政讲习所讲员等。公务之余，黄远生热衷于撰述，经常为京沪等地报刊撰写国际时事方面的评论与报道。后在出洋大臣李盛铎的启发建议下，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退出仕途，转投新闻界，与蓝公武、张君励等于1912年创办《少年中国周刊》。

《少年中国周刊》只是黄远生记者生涯的开始，此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等特约记者，北京《亚细亚报》撰述，同时还为《东方杂志》、《论衡》和《国民公报》等杂志撰稿。

就新闻舆论的影响力而言，黄远生无疑是民国初年中国舆论界的佼佼者。他交游广泛，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艺人学者，三教九流，无不结交，所以黄远生消息灵通，新闻来源广泛，加之他功力深厚，其政论纵横捭阖，深入浅出，剖微显著，发人深省，震动一时；其文笔流利畅达、幽默敏锐，引人入胜；其“远生通讯”成为民国初年中国知识界政治生活中的一道大餐，影响巨大。

而且，黄远生特别能吃苦，以能想、能走、能听、能写的“四能本领”驰名新闻界，与刘少少、丁佛言一起被誉为民国初年中国新闻界“三杰”。

就年龄而论，黄远生仅比梁漱溟大八岁，但在影响力上显然是梁漱溟的前辈，明显具有两代人的差异。只是由于同在新闻界供职，两人似乎早已熟悉，所以当梁漱溟将编定的《晚周汉魏文抄》送给黄远生，请其便中作序时，黄远生出于提携后进的关爱，欣然命笔。

梁漱溟的《晚周汉魏文抄自序》落款于1915年9月，据说这本书于当月交给商务印书馆，但因商谈发行条件未果而作罢，商务印书馆在支付了五十元费用后不了了之。

当此时，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正炽，美国宪政专家古德诺、日本宪法专家有贺长雄等都应袁世凯幕僚邀请，就中国是否恢复帝制问题发表肯定性的文章。袁世凯的幕僚们不仅广泛网罗外国专家制造舆论，对于国内学术界、文化界的一些名流，也竭尽拉拢之能事，梁启超、黄远生等都在拉拢之列。梁启超没有接受袁世凯或者说是其幕僚们的建议撰写支持文章，但为了逃避可能发生的危险，还是举家南迁，远离政治漩涡，然后寻找机会表达立场。

袁世凯的党羽也非常看重黄远生的那枝笔，他们开给黄的条件是以优厚待遇聘请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其真实目的当然是希望黄远生撰写一篇赞同帝制的文章。

黄远生是现代中国新闻界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他当然不会接受袁世凯政府的讹诈，不会接受违背职业道德的交换，他在不得已拼凑了一篇不成样子的文章聊以塞责后，为了彻底逃避，则远走美国，希望躲过一时是一时，待时局好转之后再说。

临行前，黄远生为了洗刷他先前不得已而命笔拼凑文章迎合帝制的劣迹，在上海各报具名发表《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以示与袁世凯帝制自为运动彻底决绝。在办完这些事情后，黄远生于1915年冬自上海放洋远渡。

在漫长的航海旅行中，面对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为了自己的心灵安宁，黄远生在船上写了一篇非常沉痛的《忏悔录》，将袁世凯党羽逼其赞同帝制的真相以及自己的反省都如实记录了下来。在这篇《忏悔录》中，他并没有过多地将责任推给别人或社会，而是从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究中国知识分子何以每遇政治高压则必然堕落或逃避的原因。这篇《忏悔录》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非常难得的重要文献，可惜的是，黄远生的忏悔并没有换来人们的同情、原谅和释怀，当他刚刚踏上美国土地时，就于1915年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派员枪杀。

黄远生的死是当时中国一个不亚于导致第二次革命的“宋教仁血案”，这个惨痛事件给中国人以极大震动和警醒，特别是黄远生那字字血泪的《忏悔录》，使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了解黄远生人格、品质的人如梁漱溟等深以为痛，尤感悲伤。

在黄远生惨案刺激下，正在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更感人生无常，对世间悲苦更多了一层了解，对于先前的所谓维新思想、革命理想、社会主义等，更觉得不值崇信，现实无奈与人生虚幻充塞胸中。郁闷而无法化解的梁漱溟肯定发生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两度自杀，寻求解脱，然而两次都没有成功。

黄远生惨案的刺激、两度自杀的生命体验，使梁漱溟对正在崇信的佛教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他写了那篇影响很大的《究元决疑论》，以佛法解释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以为死本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逃脱的自然选择。他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可以完全征服自然。宇宙不是一个东西，而是许多事情，不是恒在而是相续，是无常。今日人类之老死病可因科学进步而发生变化，至少能够设法延长生命，但无论如何，科学无法阻止生命个体从幼小走上成熟，从成熟走上衰亡。

基于这种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苦乐、贫富，似乎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东西并不是东西，而只是人们的一种感觉。苦乐、贫富，与其着重在外境，不如着重在人们的主观感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其实就是说欲望层出不穷，逐步推高。穷人慕千金之家以为乐，而不知千金之家且慕万金之家；万元户梦想成为百万富翁，而百万富翁梦想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故说千金之家为乐亦非，说千金之家为苦亦非，千金之家、万金之家，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自始至终与苦乐之情、贫富之境根本没有多大关系。财富在富人的眼里只是数字，与苦乐等精神层面的感觉已脱离了联系。

财富的增加既然并不能增加人们的生命乐趣，相反，财富的单边增加更多时候带给人们的是无穷的忧虑，有钱人从来都比无产者心理负担更重，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有钱人的财富如果不能增值，那么必然贬值，必然缩水，由此而带来的焦虑可能是无产者根本无法想象的。

梁漱溟的这篇《究元决疑论》尽管并没有说出多少高深的道理，但这篇文章于191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后，还是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发生一些深刻影响梁漱溟后来人生道路转折的重要人际关系。他后来之所以到北京大学担任哲学讲席，是因为这篇文章；而他与现代中国著名思想家熊十力成为莫逆之交，也由这篇文章穿针引线。先说与熊十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