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国育民蒋梦麟（第3页）

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正式成立，蒋梦麟出任委员，并兼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及教育厅厅长。1927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对全国的教育体制进行改组，实行大学区制，浙江设立第三中山大学，由蒋梦麟任校长。1928年初，反对大学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7月，浙江大学区改称国立浙江大学，仍由蒋梦麟任校长。10月，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蒋梦麟继任，并同意将大学院改为教育部，于是蒋梦麟又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任部长。

1930年11月，蒋梦麟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等人发生冲突而辞去教育部部长，随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就职，回到阔别五年之久的北大。

对于国民政府的这项安排，蒋梦麟起初并无意接受，他的顾虑是北大此时经费枯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教授们兼课太多，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而经费枯竭，使学校经费中十之七八都用于支付教职员工的薪水，更无多少款项来添置书刊资料及仪器设备。在这种恶性循环的大背景下，又怎样能够将这所颇负盛名的大学办好呢？

中基会的援助计划使蒋梦麟信心大增，使他有可能放手进行整顿，在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对于那些平庸的教授，蒋梦麟大胆辞退，他明白告诉各学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由此可见蒋梦麟的魄力与担当。

有了中基会的经费支持，蒋梦麟有可能聘请到最好的教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北大的教授队伍相当整齐，第一批聘请的研究教授有汪敬熙（心理学）、曾昭抡（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中国文学）、刘复（中国文学）、徐志摩（外国文学）、陈受颐（历史学）、汤用彤（哲学）；稍后续聘梁实秋（外国文学）、叶公超（外国文学）、江泽涵（数学）、萨本栋（物理学）、饶毓泰（物理学）、朱物华（物理学）、张君线（政治学）、吴定良（统计学）、葛利普（地质学）、斯伯纳（数学）、奥斯谷（数学）等，皆为一时之选。

在解决了北大的经费问题之后，蒋梦麟在胡适等人的配合下，对北京大学的行政和教学制度做了很大变更，拟订了北大长期发展计划，明确“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基本方针，并以此方针改变了学校原来的一些制度，规定北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在学校的组织系统方面，蒋梦麟改文法理三科为文法理三个学院，实行学院制，全校共设十四个学系。文学院先由蒋梦麟兼任院长，后聘胡适担任；法学院和理学院分别由周炳琳、刘树杞担任院长。改文学院之英文、法文、德文、东方文四系为英、法、德、日文四组，合称外国语文学系。

北大这次革新的要点在于教师的挑选，蒋梦麟的基本想法是对教师只看学术上的贡献，以期将最理想的阵容摆在北大，从而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1930年以前，军阀连年混战，教育经费积欠严重，教职员长期以来生活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任课的收入不能维持全家最低限度的生活，于是北大教授中兼课现象极为严重，教育质量受到严重影响。蒋梦麟一方面争取外界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切实整顿学校纪律，规定北大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任讲师；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在聘约有效期内不得中途他去。

1932年10月，研究院正式招收二十五名研究生，指导教授及研究课题有马裕藻的古声韵学，马衡的金石学，叶瀚的雕刻瓷器之研究，沈兼士的文字学，刘复的语音学、方言研究，朱希祖的明清史，陈垣的中国基督教史、元史、元典章之语体文及元代社会风俗研究，徐炳昶的中国古代哲学，钢和泰的宗教史、宗教美术，黄节的汉魏六朝诗，周作人的中国歌谣，钱玄同的音韵沿革、说文研究，沈尹默的唐诗研究，许之衡的词典研究等。这些教授均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这个阵容不仅为北大的中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不仅是北大百年历史上少有的阵容，也是中国一百年来最为整齐、个体及整体实力都最强的阵容。

当年蔡元培的工作重点是加强文科教育和研究，而蒋梦麟此时的重点则是加强理科的建设，他于1931年聘请李四光出任北大地质系主任。在李四光主持下，地质系的教学设备有了较大的改进，先后建立了矿物学实验室、古生物学实验室、矿物岩石光学实验室、岩石分析室、薄片制造室、天平室、绘图室、测量仪器储藏室，修建了地质学馆，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还设立了地质学教室、古生物学教室、选矿实习室等等。其他理科各系的发展也大体相同。据统计，到1935年，北大全校共有实验仪器6716件，标本15788种，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多件。这些虽说是大学教育所必需的设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北大能有这些设备，确乎不愧为“全国各校之冠”的美名。

在图书资料建设方面，蒋梦麟力所能及地加大投入，将图书部改称图书馆，另设图书委员会，研究决定有关图书馆的一些重大问题。为了扩大图书阅览设施，于1934年在嵩公府西院空地建筑新馆，有容纳500个座位的阅览室和供教授使用的24间研究室。书库有防火防潮的设备。图书馆藏书逐年有所增加，至1935年，北大图书馆共收藏中文图书170415册，日文书籍12275册，西文书籍67603册，中外文杂志400余种，中西文报纸30余种。并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孤本、珍本和善本。翌年购进马隅卿收藏的小说、戏剧书籍5389册，中多罕见秘本。除学校图书馆外，北大文科研究所藏清朝内阁档案、汉简、拓片等为数尤多。

在蒋梦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相当突出的科研成果。尤其是研究教授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研究教授的待遇，使他们不必为生存状况而操心，从而将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有效推动了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理科教授如李四光、丁文江的地质学研究，饶毓泰的物理学研究，王守竟的光学研究，曾昭抡的化学研究，汪敬熙的生物学研究，冯祖荀、江泽涵的数学研究等，都在国际或国内学术界处在领先地位。在人文科学方面，语音学方面设有语音乐律实验室，先是由刘复主持，1934年刘复去世后，改由罗常培负责，有各种实验语音乐律的仪器55种，主要工作是计划调查全国方音，制成各声调曲线及图表。对中国古音韵和方言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和整理工作。如刘复编辑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十韵汇编》，发表了《敦煌掇琐中辑》《中国文法讲话》《西汉时代的日晷》《莽权价值之重新考定》等，罗常培著有《厦门音系》《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音韵沿革》《国语字母演变史》《切韵探迹》《中原音韵声类考》《中国方音研究小史》等，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方言研究》等。

1936年5月，由胡适、罗常培、顾颉刚、周作人等发起组织风谣研究会，得到吴世昌、朱光潜、沈从文、徐芳等人的积极赞助，先后编辑出版了《北大歌谣周刊》和“新国风丛书”等。在历史学方面，由孟森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的档案60余万件，自1933年起，开始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先后由马衡、胡适主持的考古室，藏有各种古器物5000余种，收购和交换的文献资料多达两万余件。考古室还和各学术团体联合组成西北考察团，在新疆一带发掘出汉简一万多件，后经陈受颐、蒙文通、傅斯年、孟森等人的整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起到相当大的推进作用。考古室的工作重点是整理所收藏的全部金石拓片，并编辑本所收藏的金石文字目录。从事这项工作的有郑天挺、姚士鳌、罗尔纲等人。陈受颐进行了总题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接触”的研究，钱穆也先后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讲义》《黔汉三国史》等著作。在哲学史方面，有汤用彤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史的研究，张颐关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研究等。在美学方面，有朱光潜的《谈美》《致青年的十二封信》《西方文艺批评史》等著述。在政治、经济、法律方面，比较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有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方法论》《家庭进化论》《唯物史观社会学》，张忠线的《中国国际关系史》《近代远东外交史》《欧洲外交史》，赵乃抟的《英国制度经济学》《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之比较》等。

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

蒋梦麟主持新北大取得如此成绩是很不容易的。1931年9月17日，经过整顿的新北大正式开学，蒋梦麟在主持开学典礼的时候宣布聘请各科著名教授十五人。北大全体师生对此感到格外兴奋，北大的希望就在明天。

然而正是在明天，即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却发生了。蒋梦麟和北大师生仅仅高兴了两天，他们都知道空前的国难已到了他们的头上，而他们经过八个月辛苦筹备的新北大可能就要被摧毁了。

面对空前国难，蒋梦麟和北大师生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但他们在那个时候，却都又自然地感觉出一种新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好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的六年国难中，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甚至一向对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北大学生，在这时也极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活动。一来因为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政治活动的重心实际上也跟着转移；二来实在是因为北大在蒋梦麟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带领下，久已深知学术救国才是最为根本的举措。

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时间内，蒋梦麟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舟的航向，竭智尽能，总希望使这个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的帮助下，北大得以平稳前进，仅偶尔调整一下风帆而已。

为了争取时间，蒋梦麟领导的北京大学只好小心翼翼地在浅水里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激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浪潮。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二十年来做”。当然，他们的谨慎与怯懦是不同的。每当日本“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来到这个“文化中心”（实际上他们是把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拜访”时，蒋梦麟总是毫无保留地表示他们的态度。有一次，一位日本学者对北大教授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话语刚落，蒋梦麟却明确告诉他，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有日本政府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才能携手合作。

为民族复兴保留读书种子

当芦沟桥事变爆发时，蒋梦麟正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谈话会。谈话会结束，蒋梦麟本希望尽快返回北平，但北上的火车已全部停顿，不得已只好滞留南方。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教育机关受到严重的破坏。平津沦陷以后，许多教员和学生知道在侵略者的刺刀下绝无精神自由的希望，纷纷追随他们的学校向南或其他地方转移。鉴于这种状况，国民政府下令在后方成立两个联合大学，一个设在长沙，一个设在西安。

设在长沙的临时联合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筹委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负责办理校址勘定、科系设置、师资招聘、学生接收以及新设备之置设等工作。

在平时主持一个大学都相当的难，而在战时主持联合大学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蒋梦麟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他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真正的胃病使他的精神和体力受到很大的影响。虽然胃病发作时，他仍旧打起精神与梅贻琦共同担负起责任，但毕竟是靠许多同人的共同努力和舟共济，他们才使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联合大学在长沙成立以后，很快就聚集了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这些从沦陷区来的学生，父母对他们的接济自然中断了。有些学生甚至与战区里的家庭完全音信不通，有些在沦陷区的家长虽然明知自己的子弟在内地读书，但是遇到敌伪人员的盘查时，宁愿把孩子报成死亡，以免招致无谓的麻烦，也无法用钱去接济在内地读书的孩子。迁往内地的这些大学的经费只能靠政府拨款维持，其困难便可想而知。经校务委员会议决，教职员薪水一律打七折支给。

南京沦陷后，日本军队溯江占领了南昌，长沙随之成为日军飞机的轰炸目标之一。而且从办学条件看，长沙也不是理想之处，于是蒋梦麟飞到武汉想办法，经蒋介石同意，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前往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或“联大”。

以学校历史与校长资历论，蒋梦麟应该居于联大的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的团结与整个中华民族的事业，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务委员制，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共同主持校务。大政方针实行合议制，推梅贻琦为主席，实际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原定三校校长轮流担任常委会主席，实际常驻昆明掌理校务的仅梅贻琦一人，并一直担任常委会主席。他们三人之间的友谊与团结是西南联大能在困难时期坚持下来的根本因素。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代着”，这是天津俗语“你作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因三位校长中以梅贻琦年纪较轻。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由此也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

联大的困难首先体现在教师的生活上。从1937年起，教师的薪金被改为按七成发给，加上各种名目的捐款，所得无多。从1940年起开始发全薪，但由于货币贬值，物价暴涨，那点薪金很难养家糊口。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加到几百万，不到半个月就花完了。教师们多是靠兼职兼薪，以为补贴。大多数人是卖文，向报刊投稿，得一点稿费。能作古文的人，为当地富贵人家作“谀墓”之文，这样的生意最好，因为可以得实物报酬。

据与蒋梦麟有直接接触的费正清记述，蒋梦麟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他与梅贻琦均是昆明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并以苦行僧的形象闻名，蒋的经济状况似乎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仅余的衣物、书籍都当卖殆尽。

联大所面临的困难是严重的，但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不仅克服了文人相轻的恶习，而且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都有至今仍值得称说的价值。在人才培养方面，西南联大的成绩极为可观。许多后来在学术界有极大名声和成就的学者，都是西南联大出身。像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如联大教授吴大猷自述，他当年在泥墙泥地的简陋实验室，以三菱柱放置木架上做分光仪，继续进行研究。但在他担任讲授“古典力学”的课程时，仍于学期结束时拟出十余个不同的题目，让学生自行选择进行研究。而杨振宁即选择了其中“以群论讨论多元分子之振动”的题目。而到了1957年冬，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不约而同地致函吴大猷，说明他们多年以来的研究工作均可追溯到此一论文题。

蒋梦麟为联大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人事格局及其他方面原因，他在联大工作基本上手后，便将联大事务差不多都交给梅贻琦去进行管理，而他自己除了复习英文，写作自传体著作《西潮》外，便是接待一些无关紧要的政界和西方来华人物，参加一些重庆的会议。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蒋梦麟在那些年对联大事务根本就不愿意过问。事实上，他不仅参与了联大早期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即便是后来不愿太多地过问具体事务，也有不得不然的苦衷。但对于北大的未来，蒋梦麟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每周纪念会上常说：“现在北大有如佛前微光，抗战胜利后必会发扬广大。”强调战后国家大事，即以文化教育而论，头绪纷繁，吾辈均须努力以赴之，以求成绩于百年之后。蒋梦麟在为北大的复兴暗暗使劲，暗暗准备。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北大在蒋梦麟的领导下，必将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然而伴随着抗战胜利，蒋梦麟却随着宋子文组阁担负起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在其初任行政院秘书长的时候，蒋梦麟似乎并未想到辞去北大校长和联大常委的职务，因为在他看来，他可以随着宋子文的上台而从政，也必将随着宋的下台而回到学校。然而他忘了大学校长不得兼任政府官员这一限定出于他自己的手定。于是在并不太愉快的条件下，蒋梦麟不得不离开他服务数年的北大和联大，义无反顾地介入现实政治中去了。

蒋梦麟离开北大和联大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蒋梦麟在联大期间确实只是为了整体的团结而很少过问北大的事务，致使北大的一些教授觉得在联大三校中有点吃亏，而由于蒋梦麟很少与教授接谈，当然与学生更无关系。蒋绝对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有极少数人去看他。北大只有一个校务会议，起初不选举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时，选出代表，但不肯开会。好像每年有两次，就算稀有的事。开会时总设法阻止多谈。蒋梦麟从重庆等地回来，有时有个茶会，或校庆时有茶会，但在这种会中，不过是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而已，很少触及实际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蒋梦麟的太太陶曾谷与北大多位教授谈不来。根据傅斯年的看法，蒋梦麟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的贡献，大家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傅斯年为此事与蒋梦麟谈过好多次。而蒋梦麟总是说，联大局面之下无办法，一切待将来。傅斯年苦口婆心劝过多次，只惹得陶曾谷不高兴而已。

第三个原因是，陶曾谷似乎希望蒋梦麟到行政院当官，而蒋梦麟本人也有中国传统士大夫“学而优则仕”的情怀，特别是他当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更自觉地介入现实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