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四 说法（第2页）

清政府的行政改革在客观上符合汉族官僚的利益，然而在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政治改革过程中，汉族高官尤其是袁世凯还没有为汉人谋私利的主动意识。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汉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一直在海外宣扬种族革命和民族革命，民族分野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既然已经获得了政治上的一定发言权，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联系在一起，至少不愿让自己的政治作为成为满洲贵族保守派攻击的把柄。二是汉族官僚不论高中低哪个层面，都占有绝对多数，既然已经占据绝对多数，他们更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挑起满洲贵族集团中保守派的怨恨。基于这两个原因，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高官无论在当年的政治改革中怎样竭力争夺、竭力出风头抢镜头，他们都没有引起清政府最高政治层的反感。慈禧太后、光绪帝很坦然很欣赏地看着袁世凯等汉人高官拼命工作，相信他们绝不是为汉人的私利而工作，而是为大清国的久远利益、为朝廷的长治久安而工作。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判断是对的，但是满洲贵族中的保守势力特别是那些少壮派，他们眼见原本自己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才而得的位置、权力都被这些能干的汉人高官抢走之后，其心中的醋意难以言说。于是他们与汉人高官，与袁世凯的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终于从潜流公开化。这就从事实上验证了孙中山在海外所宣传的“满汉冲突”。

1906年9月，袁世凯奉命进京参与中央官制改革的讨论。在袁世凯授意下，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人认为，中央官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中立的原则。在那时尚没有党派冲突的前提下，他们认为影响行政中立的关键在于官僚身份的认定及出身。他们建议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将来的责任内阁主要是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朝廷对皇上负责。这当然是君主立宪的应有之义。这样就可以保证行政中立，但显然削弱了朝廷和君主对行政的控制，当然也削弱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政府的控制，因而也就激起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普遍反对。

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认为，袁世凯等人的这些建议具有非常险恶的用心，像体制外的孙中山等革命者倡导的那样，反对满洲贵族对中国的统治。他们与孙中山的区别只在于，孙中山是用武力、暴动的方式从外部攻击大清王朝，而袁世凯等人则是用改革的名义、用和平的手段从内部瓦解大清王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于是这些少壮派针锋相对地反对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反而参照立宪国家行政中立和军队国家化原则，提出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将各地督抚的军权统统收归中央。这个主张从理论上说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看，显然是针对袁世凯这样大权在握的督抚，是假借立宪的名义削弱汉人高官对军事权力的掌控。换言之，即便袁世凯这样的汉人高官心里并没有像孙中山那样老是想着汉人、满人的身份区别，但在满人眼里，已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思了。据说，在这次讨论中，袁世凯等汉人高官与满人高官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气氛高度紧张。

孙中山等人在外面的宣传肯定影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使这些满洲贵族产生恐惧。这部分人真的开始怀疑汉人与满人的离心离德，不过清政府最高统治层如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并不像少壮派那样担心。他们认为既然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政治变革中的大问题、大障碍，那么就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让这些问题不再成为政治改革进程中的大问题、大障碍。所以在稍后的讨论中，清政府一方面比较明确地否定现在就立即废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的建议，另一方面宣布废除过去中央各部院“双首长制”，即宣布废除满尚书、汉尚书的区分，在新官制方案中实行满汉平等的原则。中央政府任命的新尚书不再区分满汉，只是在最初一批新尚书名单中，还是满洲贵族出身的高官占了多数，汉人所占的比例反而不如满汉“双首长制”的时候多，这当然使许多汉族官僚感到郁闷。

除此之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的少壮派对袁世凯等人揽权深感不满或者说不安。他们想着法儿要求清政府通过改革的方式去剥夺汉人高官对权力的占有。他们不再像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当年对汉族出身的高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般信任和仰赖，反而接受孙中山的宣传，以为满汉之间处于利益冲突之中。他们要求限制官吏的兼差，这在客观效果上当然是要打击袁世凯这样能干的汉族官僚。所以到了1906年年底，原本热情推动政治改革的袁世凯反而成为“被改革”的对象，于是他自觉请求清政府免去他的所有兼差，并主动交出北洋军队统帅权，支持设立陆军部。他似乎期待以此换取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

袁世凯的退让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信任，他和少壮派之间的较量角逐、暗中较劲愈演愈烈。当然，袁世凯处于被动状态，少壮派则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他们暗中煽动言官御史捕风捉影、栽赃诬陷，交章弹劾袁世凯权重势高，贪私误国，甚至恶意预言袁世凯迟早要像历史上的曹操、刘裕那样篡位夺权。仅1907年，据说举报袁世凯的信件就有五六封之多。

清流们的攻击当然没有影响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慈禧太后、光绪帝和此时主持朝政的庆亲王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对袁世凯的信任不仅没有因为满洲贵族少壮派和清流们的攻击而稍减，反而愈加信任袁世凯。1907年9月，清政府调任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与刚刚调任来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协助庆亲王主持中央政府日常事务，成为慈禧太后、光绪帝最信任也最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即便在为光绪帝选择皇位继承人以及选择摄政王载沣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慈禧太后都曾认真听取袁世凯的意见，这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过去所不曾有过的。

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信任是不必怀疑的，袁世凯对清政府、对皇上、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也是真诚的。只是慈禧太后和皇上的突然去世，反而使这种信任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包袱和压力。

本来，在慈禧太后向袁世凯征询皇位继承人问题时，袁世凯竭力认同由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支持载沣为摄政王为监国。他这样做的目的可能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但毫无疑问，袁世凯期望自己的真诚拥戴能够化解他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的矛盾，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帮助摄政王监国载沣领导国家渡过这段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的拥戴并没有换来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的理解与和解。这些少壮派集中在摄政王周围，不断向摄政王施加压力，要求处死袁世凯，以防止袁世凯利用手中曾经拥有的军权发动政变，篡夺大清王朝的统治权。

国家刚刚遭受慈禧太后、光绪帝两位主要领导人大丧这样重大的打击，如果立即就对慈禧太后、先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下手，绝非国家之福，弄不好就会社稷动**，甚至引起内乱。因为不仅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外面虎视眈眈，在寻找一切机会，即便是袁世凯曾经统率的北洋新军，也绝非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少壮派说拿来就能拿来的。即便拿来，也不一定就听话，甚至可能起来推翻他们。

果不其然，当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少壮派军人密谋收拾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在北洋的政治盟友和追随者就在保定府发动了一场小小的兵变，弄点颜色给摄政王和那些少壮派看看。结果摄政王就没有完全答应少壮派的要求，而是于1909年1月2日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了事。这不仅使袁世凯对这些不中用的满洲少壮派更加瞧不起，而且可能连带着对摄政王的大清王朝产生了不信任不堪辅助的政治心理。可能就是从此时，袁世凯开始与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离心离德。摄政王用自己的手为大清王朝制造了最强有力的敌人。

重大外交失败

袁世凯开缺回籍的原因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还有许多人们至今并不明白的背景与原因，甚至是当时国际大环境的产物，是列强在远东竞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知道，袁世凯是慈禧太后在生命最后岁月最为仰赖的重臣。他与汉大臣张之洞分享着中央政府日常运作的权力。张之洞的主要职责在内政，而袁世凯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主管着大清帝国的外交事务，与外务部管部大臣庆亲王合作密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马关条约》之后的大发展，列强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大，在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突出，中外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内政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外交，外交博弈成为清政府当年最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也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地位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列强的视角看，英国在甲午战争之前原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友好，两国的贸易往来、文化往来也是列强中最为突出的一家。然而在甲午战争中，英国先是借给了中国“高升”号运兵船，中国的用意可能有拉英国人下水的意思。然而当“高升”号出事之后，英国人不仅不愿与日本人翻脸，反而越来越倾向于日本，中英关系渐行渐远。英国与日本在1902年缔结同盟条约，这也是日本稍后敢于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敢于发动日俄战争的重要背景。

在欧洲，英国是德国的宿敌。中英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中德关系的亲近，特别是在《马关条约》谈判过程中，德国人拉着俄国人、法国人，多多少少为中国说了一些好话，帮过中国一些忙，尤其是三国干涉还辽，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让中国人感激的。

日俄战争的结果使英日同盟在远东占尽了上风，远东的战略格局因英日同盟而被打破。英日同盟对远东的垄断当然不符合后起大国德国和美国的利益，所以为了抵制英日同盟，德国人于1906年动议组建中美德三国同盟。

德国人三国同盟的建议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兴趣，只是清政府考虑到英国和日本对这个三国同盟可能产生的激烈反应，因而迟迟不敢答应德国人的建议。

中国的自我孤立鼓励了英国和日本，几经折腾，日本竟然与俄国握手言欢。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签订《日俄密约》，规定中国东北地区南部为日本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前者被称为“南满”，后者被称为“北满”。俄国人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

日俄和好并走向结盟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稍后甚至出现了英法日俄四国同盟的雏形。英国与俄国于同年8月31日签订协议，确定各自在华势力范围。他们联合统治着远东，使德国还有美国都感到格外失落，于是德国人再度推动中美德同盟，美国人对此也变得非常积极。

对于德、美两国的建议，此时主持中国外交事务的袁世凯高度认同。袁世凯认为，如果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有很大上升，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那么按照美国信奉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一定会成为牵制日俄在东北势力的力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认为，假如要想让美国帮助中国抵制日本，那么就要向美国人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奉天巡抚唐绍仪认为，中国应该运用铁路建设和银行贷款等经济计划，去吸引美国资本进入东北，用美国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影响力去抵消日本对南满、俄国对北满的控制。

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虑，清政府委派经济官员陈锦涛在美国向华尔街的金融大亨宣传在东北的投资机会和前景，表示中国正在进行政治改革，向中国特别是向地域广袤的东三省加大投资是一个明智选择。因为中国东三省必将成为世界上一个能够容纳相当多剩余资本与产品的市场，向中国东三省投资，肯定比向世界其他许多地方投资更加明智、更有把握。

袁世凯、徐世昌、唐绍仪的分析确实是有道理的，陈锦涛在美国的宣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鉴于这样一种现实，特别是恰值美国政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此时在中美之间构建更加紧密的外交关系，并由这个紧密的关系去制衡日俄，或许是可能的。这个外交方略虽然有着传统中国“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的深刻影响，但在那时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这些情形，清政府于1908年10月批准袁世凯的建议，任命唐绍仪为特使出使美国，公开的理由是感谢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而实际上是为缔结中美德同盟进行谈判。为了使这个谈判能够顺利进行，清政府又给唐绍仪另外一个权限，即与美方洽商东北开发贷款即“满洲银行贷款”，以此贷款引诱美国政府同意与中国结盟。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中国对中美德三国同盟的消息严格保密，并制造了一些迷惑日本人的假象，比如刻意强调唐绍仪兼充考察财政大臣，赴日本及欧洲诸大国，将诸国经理财政办法，详细调查，随时奏闻，以备中国此后在与各国进行税则等经济谈判时参考。然而日本和英国的谍报网委实强大，他们竟然在唐绍仪出访前就获悉了清政府相当详尽的计划。日本人当然不希望中国与美国、德国结盟，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加快与美国的秘密谈判，以重大让步阻止美国与中国结盟。1908年11月30日，也就是唐绍仪到达美国前夕，日、美两国签订了《路特—高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国明确承认满洲现状，其实就是默认日俄等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日本当然也为此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在满洲实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也就是同意美国资本在东北地区自由进出。

日本人略施小计便将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拖在日本动弹不得。等唐绍仪一行赶到美国时，黄花菜都凉了，一切生米都做成了熟饭。袁世凯的中美合作抵制日本的外交布局，就这样被日本人轻易给破掉了。中美合作彻底破产，中国依然在远东被孤立、被忽视，唐绍仪赴美使命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唐绍仪抵达美国的时间为12月1日，即美日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便如此，美国留学出身的唐绍仪在美国应该还有外交活动的空间，无奈此时中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一天之内突然相继去世。信息高度透明的美国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政治变动根本摸不着头脑，他们当然不会相信康有为等人编造和想象的那些荒诞故事，不会相信摄政王会为其兄长报仇雪耻，但在政治前途并不明朗的时候，美国政府并不愿意与唐绍仪进行什么实质性谈判，其实也就是不愿意与中国政治强人袁世凯有过分密切的接触。美国的国家利益使他们宁愿冷静观察中国政局的变动，宁愿错过，不愿做错。于是，唐绍仪和他的代表团悄然回国。中美德联盟成为泡影，中美外交也迅速降温。

唐绍仪的外交失败是日本人的阴谋，日本人的目的是要收拾如日中天的袁世凯。袁世凯若将中美德三国结成一个紧密同盟，吃亏的肯定是日本。袁世凯之所以急于与美国和德国达成同盟，主要目的就是抵制日本对东北的蚕食与控制。现在，唐绍仪的外交失败了，在东北对日本的抵制也就无从谈起了，清政府内部的亲日派再度抬头。他们期望以和平手段阻止日本向中国渗透，所以袁世凯的命运也就由此注定，他不下台怎么可能呢？

对于清政府来说，外交失败实在是一个说不出的苦果。袁世凯由此承担责任请求辞职，也是一个政治家负责任的表现。只是这个外交失败的理由实在拿不上台面，所以在袁世凯、在朝廷只能心照不宣。由此也就能够理解，尽管那些言官拼命弹劾袁世凯，但他们对于秘密外交实在知之甚少，他们所说只是些无根游谈。表面上看，朝廷将袁世凯开缺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朝廷是利用他们的弹劾掩饰了一个重大外交失败。因此，监国摄政王也就不可能按照江春霖、赵炳麟以及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强硬派的建议将袁世凯处死，只是让袁世凯低调返回故里。由此，也就很好理解三年后袁世凯重出江湖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