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 风雪来招武士魂（第3页）

4．保护为自由而死的遗族；

5．不准任何人多占土地。

这些简单的政纲，既承袭了雨果的人道主义理想，也与太平天国《资政新篇》和同盟会“平均地权”的主张有相似之处，属于西方平等自由思想与东方小农经济观念的集合体。

男德是《惨世界》中着墨最多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姓明名白，字男德（即难得之意），是苏曼殊构想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个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会党式英雄。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十分不满，凡是欺压百姓、奴役人民的旧势力，他都毫不留情地加以批判。他痛斥皇帝是“抢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富人是“抢杀他人财产的蟊贼”。他认为，为人在世，总要长时间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天地、神佛、礼仪、道德、名誉、圣人、古训。他联络会党，寄希望于大起义兵，用狠辣手段推翻暴政。这些开创性的反对一切传统的新思想，已近昭示了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提前来到。可以说，苏曼殊改造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在此表露无遗。

小说里的名字多为谐音。如范财主的儿子阿桶，谐“饭桶”

音；吴齿，字小人，谐“无耻小人”音。小说里，有通往城市的“假新党小路”，讽刺康有为等保皇党人；有一个叫“尚海”的“死脉路”，隐指上海的四马路（今福州路），当时的四马路上茶馆、酒店、戏园遍布，官僚、文人、流氓地痞、政治逃犯聚集。在此，苏曼殊表现出对革命结果的极强预见性，对革命阵营中的一些空谈革命实际上谋夺私利的伪革命人士进行了针砭：尚海（上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出名的爱国志士。

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礼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藉此运动到了经济，方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人的罪恶还要大几万倍。

在上海租界酒楼、妓院里，充斥了高谈阔论的空谈人士，也有一些人开个书局报馆，说是救国利党，实则唯利是图。而四马路一带，是当时最著名的妓院集中地。妓院是上海畸形繁荣的重要代表，也是一批自诩先进的革命、爱国、维新人士乃至文人经常出入的场所。

实际上，这并不是苏曼殊的个人偏见，当时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著名的小说家曾朴在其成名作《孽海花》中就不无讽刺地写到，广东省革命团体青年会中意志坚强的骨干杨云衢来到上海，受陆皓东之邀到妓女彩云屋中喝酒，彩云知道陆、杨二人不太懂上海话，就跟二人说起了英语，清脆悠扬，娓娓动听，二人欢呼畅饮，征歌招花，刹那间浑然忘了血花弹雨的前途。

正是对这类人的警惕，苏曼殊对在《国民日日报》上的空谈产生了厌倦，后来离开了上海。也是因为如此，他才不断宣扬必须要用“狠辣”的手段来推翻旧世界，这与军国民教育会倡导的“鼓吹、暗杀、起义”方针，宣扬郭尔缦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革命党人的各种起义和暗杀活动都是一脉相承的。

无政府主义早在19世纪80年代便由《万国公报》传入中国，而直到20世纪初革命团体不断鼓吹才使其被一部分革命党人接受并付诸行动，这部分人，就是我们在后文将会提到的狙击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击杀安徽巡抚恩铭的徐锡麟，谋炸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组织暗杀团的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当时，除了苏曼殊不断写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外，《浙江潮》、《江苏》、《汉帜》等刊物也大量介绍鼓吹无政府主义暗杀的极端手段，这造成了清末不断高涨的暗杀风尚，客观上支持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人们常说，苏曼殊属于旧派人物，而鲁迅以《狂人日记》开创中国文学的新时代。殊不知苏曼殊十多年前早已在《呜呼广东人》、《惨世界》中躬行笔耕了。《惨世界》虽充满了声嘶力竭的政治性宣传和说教，但是其对全知全能的皇帝和孔教的冲击，以及其对明白浅近白话文的运用，同样闪烁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异彩。

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一点也不为过。

不过话说回来，现今的现代文学史其实在很多地方存在着问题，这也涉及我们如何来评价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问题。如果把名声更高的鲁迅在1918年的一部作品作为现代文学的开始的话，那之前的这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学活动被摒弃在现代文学史之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苏曼殊、刘师培、章士钊等人不断发表尖锐的文章，以磅礴的气势、凌厉的笔锋和雄辩的论证，一时让上海革命气焰十分高涨，《国民日日报》的名声也越来越大，这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清廷的警觉。但是清政府鉴于查封该报时与外国人打交道比较困难，所以决定从发行方面截断其销路。

可悲的是，《国民日日报》并不是夭折在清朝政府的封锁下，而是毁在自己人的内部斗争中。报社的经理部和编辑部因为职权问题大起争执，最后竟然闹到外国公堂打起了官司，当时在上海的冯镜如、叶澜等人居中调停，仍然难以平息。远在香港的《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看到党内出现内讧，赶紧从香港跑来灭火，大摆筵席，联络双方感情。但是，人心散了，队伍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散了，风行一时的《国民日日报》就这样退出了上海的新闻舞台。

停刊后，苏曼殊与陈独秀、章士钊、何梅士合租，大家也没什么事情做，一起谈论当今时事。苏曼殊对古诗词特别感兴趣，和陈独秀学起了古诗，晚上则一起看戏。可是到了后来，苏曼殊愈发厌倦了朋友间的高谈阔论，当时远在湖南的黄兴，正在长沙酝酿组织华兴会，他听说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无奈囊中羞涩，一直难以成行。

一天，陈独秀外出，苏曼殊约何梅士出去看戏，刚刚坐定，苏曼殊说自己没带钱，要返回寓所拿钱。何梅士说：“我有钱，这次就我请你好了，何必要你跑回去拿呢。”苏曼殊有些急了，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本该我来付钱。”何梅士知道他比较敏感，不好争着付款，只得让他回去。

谁知道苏曼殊这一去就久久不回，何梅士傻傻地等到戏都散了，苏曼殊还是踪迹杳然。何梅士赶紧跑回寓所，发现苏曼殊的行李铺盖都没有了，还在桌台上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封信。苏曼殊在信中说自己要到湖南找黄兴，还预算着何梅士看到这封信时，他已经不在上海了，言下之意是不必再找寻或是想要堵截他了。因为苏曼殊的《惨世界》一书被清廷列为禁书，他也进了上海道的通缉名单，因此陈独秀等人都不准他到处乱跑。

不过，看来苏曼殊是为这次出逃煞费了苦心，不仅把时间安排在陈独秀外出的时候，还支开了何梅士，又趁章士钊不在时返回了寓所，搬走了铺盖，最后还顺手牵羊偷走了章士钊的30元，并留书给章士钊说：“你的这个钱我拿了，等有钱了再还。”

众人都回来后，看着字条面面相觑，原来这个“道貌岸然”

的出家人还有如此心思。大家倒不是真责怪苏曼殊偷盗、诓骗大伙儿，只是都没想到他为了逃出上海，竟能如此“精心谋划”，实在是用心良苦。

这件轶事后来也成为朋友间时常揶揄苏曼殊的段子之一，而苏曼殊则每次都红着脸跟大家解释，将事件从起因到结局事无巨细地一一道来，完全是以己度人，把责任都推在众人身上，天性率真、稚气且不拘小节的性格显露无遗。当然，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苏曼殊为自己辩护的那一车子的话，那便是孔乙己那句熟悉的台词：“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湖南的运动

湖南很特别。这一点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了。

湖南自古为中原文明所不齿，被视为“南蛮”，三国出了个蒋琬后便再无人可记。直至唐宣宗时才有一个叫刘蜕的人第一个中了进士，当时荆南节度使崔铉为了表彰他，特赠送钱十七万贯，称之为“破天荒钱”。

但是近代以来形势突变，曾有人言：“一部近代史有半部是湖南人写就。”确实如此，绝非大话。在近代，湖南的人才形成了一个令人惊异的“井喷”效应，前后出现了几个极为壮观的人才群体。魏源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之一；太平天国时期，“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国之大材；在洋务运动中有曾国藩、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有左宗棠；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是湖南湘阴的郭嵩焘；从俄国人口中虎口索食的有曾纪泽；戊戌维新时期喋血维新的谭嗣同；黄兴“无公即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蔡锷在全国复辟逆流滚滚之时，提三千铁骑，以西南边陲奋起为四万万人争人格……湖南出的人才之多、人才之伟实在令世人震惊。

苏曼殊被黄兴等人安排在长沙明德学堂教国文，同事有教历史的张继等，黄兴也在该学堂任教习，不过这只是为革命党人的活动作掩护。

该年冬，黄兴邀请苏曼殊加入华兴会筹组事宜的秘密会议，在场的人还有张继、谭人凤、吴禄贞、宋教仁、陈天华等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与会者还有来自武昌的几位。众人畅所欲言，插不上嘴的苏曼殊只得干坐在一边。黄兴发现苏曼殊一直没发言后问他有什么意见，苏曼殊吞吞吐吐半天也没说出话来。当时黄兴已三十岁，而苏曼殊二十岁，所以他以为这个年轻人还对革命有所畏惧，于是并未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

不久，革命党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黄兴任会长，秦毓鎏任副会长。他们将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林公馆”，也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大概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之外，又设立了“同仇会”，以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哥老会就是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解散的湘军自发成立的一个组织，成员多为退伍的湘军战士，后来演变成了地痞流氓团体。黄兴任“大将”，刘揆一任“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一任“少将”。“同仇会”会员多为哥老会成员，人数极多。后来黄兴等在长沙起事时召集了三千余人，其中同仇会的人占了大部分，可想象哥老会的人数之多。不过，黄兴等不愧为旅日学生出身，“少将、中将、大将”这样的官衔可谓得西方风气之先。

而原本以为能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的苏曼殊却被黄兴放在一边“学习”革命经验，这可不是苏曼殊的初衷。在长沙短暂停留了一个月之后，苏曼殊启程前往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