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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侧隐。此便是‘良知’①，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孟子·尽心》篇云：“孟子曰：‘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先生又说：“良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具备良知。见到父母自然知道尽孝，见到兄长自然知道顺敬，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知道同情不忍。这就是良知，不必到心外去寻求。如果良知能发出来，没有私欲阻碍，就是所谓的‘充分生发同情不忍之心，仁慈之心就没有用尽的时候了’。然而对常人来说，不能完全摒除私欲的障碍，所以必须用‘致知’‘格物’的功夫，摒除私欲，恢复天理。这样心中的良知不再有私欲的障碍，才能得以发挥、流动开来，这就是致良知。能够致良知自然就能意诚了。”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①；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①富贵、贫贱，患难、夷狄，语本《中庸》。《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译文】

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经过深思但仍没能明白，还请您开导解释。”

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理’表现出来，被人识见，就是‘文’。‘文’的内涵就是‘理’，本是同一种东西。‘约礼’是要使本心成为纯粹的天理。要使心纯粹成为天理，必须从天理表现的地方用功。例如，表现在侍奉亲人时，就要在侍奉亲人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侍奉君主时，就要在侍奉君主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富贵贫贱的境遇中时，就要在富贵贫贱的境遇中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患难或外邦时，就要在身处患难或外邦这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至于践行还是停止，开口还是沉默，都是如此，随时随地表现在行动上，都要在那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广泛学习存养天理，就是为了求得至精的境界。遵守礼仪，就是为了求得天理的纯粹。”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朱熹《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道心即合乎天理之心，人心即私欲之心。——编者注

【译文】

徐爱问：“朱子说‘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根据先生‘精一’的训诫来推论，这句话似乎有弊病。”

先生说：“是的。本心只有一个，没有掺杂人的私欲时叫作道心，掺杂了人的私欲、伪欲叫作人心。人心能够达到纯正就是道心，道心失去纯正就是人心，本来并不是两颗心的区别。程颐先生认为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理。从这句话来分析，主旨实际是正确的。现在朱熹先生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于道心’，这就是有两颗心了。天理和私欲不能并存，怎么能说天理为主宰，人欲听命于天理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左讠右尧）（左讠右尧）②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③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④，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邱》《八索》⑤，一切**哇逸**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⑥，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